近日一起“敲诈勒索”案的改判，牵动人心。2008年，郭利因女儿摄入含三聚氰胺的施恩牌奶粉而开始维权，最终却以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不认罪，服刑期间也未获减刑。2017年4月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宣判，改判郭利无罪，可依法申请国家赔偿。（4月18日《成都商报》）

　　此案成为错案，首先在于一审、二审法院在适用法律上犯错误。正如广东省高院在再审中所指出：从本案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尚不能认定郭利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的范畴。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郭利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也不足以证明郭利实施了敲诈勒索行为。消费维权索赔是一种典型的民事纠纷，应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由消费者与商家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以打民事官司，而根本不必上升到刑事案件的高度。

　　此案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情节是，此前郭利曾与商家达成协议，郭利获得补偿40万元，出具书面材料表示不再追诉并放弃赔偿要求。在双方再一次的协商中，郭利要求对方再赔偿300万元，于是商家报案，郭利由此因“敲诈勒索罪”而获刑5年。

　　从法理分析，敲诈勒索罪的成立，需要两个构成要件，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二是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前者而言，郭利因女儿摄入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向商家索赔，这是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后者而言，郭利以“向媒体曝光”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赔偿也并非威胁或胁迫，而是权利的正当行使，因为商家如果认为消费者的诉求不合理，完全可以拒绝。相比于商家，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如果不允许消费者使用舆论武器，消费索赔根本就无法平等对话。

　　因维护消费权益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郭利并非第一人。某种意义上说，敲诈勒索罪就像是一个消费维权的“陷阱”，消费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掉进去，消费维权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种现象必须改变。事实上，所谓的天价维权不仅不应该受到苛责，在一些涉及生命健康权的案件中，还应被鼓励。只有更多的像郭利这样的消费者站出来，向商家发起挑战，才能倒逼商家守法守信，保障消费安全。倘若商家动辄就能给消费者扣上一顶“敲诈勒索”的大帽子，掌握了消费维权纠纷的主导权，不仅不利于维护消费者权益，还会极大地挫伤消费维权的积极性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