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细察凶手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医生的医疗行为即使确有瑕疵，也绝不足以构成受到暴力侵害的理由，移情泄愤才是更根本的原因。追求真相永远没错，但出于善意、尊重常识，追求真相的过程会给公众带来福祉。相反，若出于某种不够善良的动机，刻意忽略、违背常识，则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信任环境的毒化，即使真相最终浮现，也往往被已经愤怒起来的人们所无视。

　　5月7日中午，广州“伤医案”被害人陈仲伟医生终于不治身亡，在已经足够沉重的医患冲突记录上，又涂上一层触目惊心的血色。

　　就具体的案情而言，此次伤医案很难定性为医患冲突——25年前的一次牙科手术导致牙齿变色，显然不足以构成挥刀报复、致人死命的真实理由。由于凶手也随之坠楼自尽，其残忍行为的具体原因已不可考，但根据事前的各种信息判断，凶手把行凶对象锁定为陈仲伟医生，其真实原因并非那次遥远的医疗行为，更可能是在其精神剧烈波动情况下的移情泄愤。因此，虽然冲突双方的身份确实是医生和患者，但此次凶案至多只能算是一起“非典型性医患冲突”。

　　然而，非典型性医患冲突，毕竟还是医患冲突。凶手在情绪波动或精神异常的情况下，把泄愤的对象选定为医生，既可能是完全偶然的冲动，但更可能是受某种外界氛围的误导而作出的“理性”选择。譬如，如果凶手行凶前处于愤怒或绝望的情绪，并亟需将这种负面情绪向外归因时，在长期恶化的医患关系中被渲染为“白狼”形象的医生，就可能成为错误归因的对象。凶手很可能理直气壮地认定，其所面临的所有不幸，都是其牙齿变色所致，而一位25年前打过交道的医生，可能就这样不幸地被选定为泄愤的牺牲品。

　　这种错误归因导致的医患冲突，其实并不鲜见。以往多起伤医、杀医案件，虽然看似比这次案件有更直接的因果关系，但如果细察凶手暴力行为背后的心理逻辑，医生的医疗行为即使确有瑕疵，也绝不足以构成受到暴力侵害的理由，移情泄愤才是更根本的原因。只是在日益恶化的医患关系氛围下，舆论往往没有耐心做这样的梳理，而是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医患之间的冲突，甚至更倾向于迎合“民意”，将其归因于医生的黑心或失误，以至于再次强化患者伤医、杀医的“合理性”。

　　最新的一例，是发生在徐州的所谓“右肾消失”事件。

　　这起看似离奇事件的成因有着多种可能，而其中最不可能的一种，就是患者的右肾被医生悄悄取出卖掉。而对这一事件的最初报道，虽然看起来采纳了当事双方信息，但其全文主旨却始终在暗示这颗右肾的“去处”。而此后其他媒体的跟进、网友的不断追问，也大多向这个方向发力。虽然后来也有媒体追踪到了不同的信息，让这个事件开始呈现出另外一面的真相，但染黑了再洗，至多也只能恢复到灰色，尤其是这层灰色覆盖到本来已经极度恶化的医患关系上，只能将其变得更黑。

　　追求真相永远没错，但出于善意、尊重常识，追求真相的过程会给公众带来福祉。相反，若出于某种不够善良的动机，刻意忽略、违背常识，则追问的过程本身就是对信任环境的毒化，即使真相最终浮现，也往往被已经愤怒起来的人们所无视。回顾曾经轰动一时的所谓“缝肛门事件”、“八毛门事件”，这样的结论一点也不为过。

　　医患关系恶化至此，有着漫长的过程和医患之间复杂的因果互动。就像已经很难辨析究竟是恶劣的舆论氛围误导了媒体，还是媒体的投机心理进一步恶化了舆论。唯一可以确认的是，今天的医患关系已经给医患双方都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并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的整体福利，整个社会所付出的有形或无形的成本，更是高昂到无法计算。

　　我们，无论身为医生还是患者，都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从这个环境中脱身，也没有外来的神力可以救我们于水火，唯一可做的，就是医患双方都回到善意、回到常识，一点点地积累互信，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才可能缓慢而艰难地得到重建。否则，即使杀掉所有医生——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们也无法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