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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资的韬晦与抬头
齐岳
//m.auribault.com 2016-02-01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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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百度、华为等一众精英民企撑起场面,但我国GDP还是国资打底的。坊间经常认为,导致民营企业长期受到压制的原因,在于国企天然的“裁判+运动员”优势;但王石在天山的一席话让我们了解到另一面。万科领袖称,创业之初他本可以成为大股东,但让给了国有出资人。背后原因在于,我国国情下民营企业做到“举足轻重”时比较危险。出于同样韬晦的考虑,王石“不欢迎”纯粹民资属性的宝能系以大股东身份入主万科。

  这种敬畏国资的意思,在不少与王石同时代崛起的企业家的言语中都能看到相似表述。同样是地产界的大佬,黄怒波在不久前称“在商言商是个陷阱”,王健林也说“在中国远离政府太假了”。穷到根本,说的都还是民间资本在中国政商体系下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者,在经历过所有制改革之后,闯关成功者往往带有“原罪感”——在技术手段远不发达的当时,划断官民界限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企业崛起基础多少说不清楚。而落魄者干脆成了吴晓波《大败局》中的一些人物,出局或入狱是归宿。这样的底色延续至今,很多民企仍无法高调。

  另一类创业者如九二派,企业家自身带有浓厚的体制内精英色彩,熟稔国内政商关系和界限,不约而同地效仿起军队的“政委+军事主官”体制,与国资整合而行。万科长期由央企华润作为大股东,管理层同时拥有很强的企业控制力。国资股东身份帮忙解决企业经营的各种杂音,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因此获得空间来发展国际水准的业务。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资源整合无疑在转轨过程中具有最优解特征。

  如今,“新常态”之下,民资渐渐要抬头。这一方面是民资不断壮大的结果,另一方面是政府广义财政独木难支导致。房地产与制造业的双重不景气,带来各级政府预算的内外拮据。重要的是“开源”:如何重新型塑民资与国资的关系,成为十八大以后探索的经济政策主线之一。

  民资抬头显然要得到金融体系的支持。从现实看,资本的所有制歧视依然明显。政府尽管有种种负面新闻,但作为国内最大的组织,仍然持续占据信用高地。目前大银行基本只做国企生意,或者至少要有国资担保,否则贷款什么的基本免谈。这背后的合理性在于,借钱给民企一旦出事的确不好讨还,因为往往企业真的可能不剩啥了。这背后的不合理性在于,本应该遵守相同企业规律的国企受到政府过度保护,还不起钱时还有政府来安排“刚性兑付”。国资的“信用高地”显然是政府堆出来的。企业家的颈椎被这么压着,抬头非常吃力。民资要是不找个大国资当股东或者关联方,银行都不好搞定。

  黄怒波上世纪90年代初告新闻出版总署,最终获胜,但结论是“别打官司”,因为民告官太难。现在当然情况好多了,但强弱态势没扭转。法院与政府天生的融洽关系,不会太把民资放在优先。法律对于开拓性的企业家精神保护不够。业务创生期,法不禁止皆可为;一旦出事,所有没法律依据的创新做法都成为罪证。法律事情纠缠上来,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是致命的。但国有体制下追责的锐利度远不及此。隐含行政级别的国企领导办坏事情,首先考虑的还是在体制内框架下进行处罚,移送司法机关一般都是非常严重的情况。法律保护的不到位,是民资抬头非常大的障碍。

  其他的困难当然还有很多,比如民营企业家作为整体缺乏清教徒式的坚忍精神等等,但十八大后能够作为抓手的还是政商关系。财政紧张的背景下,政府希望混合所有制改革沿着“一带一路”进行,顺着“供给侧改革”铺开。像国家电网,自己做充电桩项目是亏损的,想找民资来解决问题。此次新疆天山论坛落脚点类似。这中间很多时候大家在讨论,民资怎么信得过政府,敢于把钱拿出来做跨越政府换届周期的长时段投资?民资受欺负了怎么办?解决方向尽管能轻易指出来,但执行太困难,要动非常多人的乌纱帽和饭碗。所以王石的韬晦仍是有意义的。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常态:很难有什么重大关系是以断裂、跳跃的形式发生质变的。民资缓慢抬头,让国资大股东不再必要,才是“政商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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