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在晋南的兴起，表明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并不局限于豫西地区，应当处于豫西晋南，甚至包括陕西部分地区的大中原。与同时期周边地区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相比较，黄河中游地区的大中原处于领先地位。而陶寺遗址巨大的城址、文字的使用、冶金术的使用，精神文化的发达程度，都是黄河流域最高水平，为我们论证中华文明早于距今四千年提供了充足的证据。当然，陶寺之前，中华文明起源探索还有可以上溯的空间。

    中国文明起源走过了多元一体的道路。距今5000至4000年之间，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西辽河流域都在绽放这文明化的花朵，陶寺遗址是其中的一朵。但是在周围文明之花昙花一现的情境中，陶寺这一朵却在中原地区持续绽放，且越开越绚丽，从一枝发展到一丛，再发展到一棵参天大树。显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形成开始于陶寺遗址，经二里头遗址至商时期确立，西周时期得到巩固。

    陶寺文化早期有许多周围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反映出陶寺文化早期文明形成之初，四方先进文化因素汇聚中原，这正是我提出的中华文明核心形成中的汇聚与辐射模式。在同时期中心聚落中，汇聚如此之多外来先进文化因素者并不多见。所以陶寺遗址揭示出中华文明为何能生生不息、夏商周三代为何都在中原地区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具有特殊意义。

    陶寺都邑邦国文明的典型性

    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陶寺都邑遗址的发现，对中国早期国家和早期文明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笔者曾将古代国家定义为“拥有一定领土范围和独立主权、存在阶级、阶层和等级之类的社会分层，具有合法的、带有垄断特征的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权力的政权组织与社会体系。”与这一定义相一致，笔者还曾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一是阶级的存在；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用这个定义和标志来衡量陶寺都邑遗址和以陶寺为中心的聚落遗址群，是完全符合标准的。在陶寺遗址的核心，是用夯土城墙围起来的、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的都城；建筑这样大规模的城邑，需要调动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其组织管理及运营机制和机构的存在也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在陶寺城内有用大型夯土建筑的、供贵族居住和作为统治之用的宫殿和宫殿区；有作为观象授时用的天文建筑遗迹，还发现了作为测日影的“圭尺”，这些既显示出陶寺都邑的天文历法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也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即邦国的国君）已经把“告朔”授历作为一项治国的大事，这也是当时邦国君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陶寺发现有等级和阶级分明的墓葬分布在墓地中。各种精美的彩绘陶器，各种玉器和礼器的出土，说明礼制已构成陶寺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陶寺出土的铜器可以说明陶寺的冶金业的存在。还有文字的出现。所有这些都说明，陶寺文明属于都邑国家文明，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佼佼者。

    我称中国早期国家为都邑邦国。“邦国”一词是先秦时期就有的词汇概念。而“都邑”是指古代中国建城乃立国的标志。在建设了都城之后，就产生了城乡关系。陶寺的城乡关系，依据最近何驽教授带领考古队对陶寺周边的遗址所做的“网格式”的调查，在大约175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存在陶寺文化遗址54处，并可划分出四五个聚落等级。这说明，陶寺的都邑邦国所支配的范围，在都城之外，也存在一些次级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而身处邦国都城内的邦君，则是通过这些次级中心来间接支配那些较远距离的普通聚落的。所以，在早期都邑文明中，无论从陶寺都城内的重要发现，还是从陶寺都城与周边聚落群的等级关系来看，陶寺都邑文明都是非常典型的。

    陶寺都邑应该是古史传说中的尧都。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提出陶寺与帝尧陶唐氏的关系问题。从地望上看，古史传说中所说的“尧都平阳”，就在陶寺所在临汾地区。从碳十四测定的年代看，恰恰是夏代之前的尧舜时期。从陶寺出土的几件彩绘龙盘所反映的崇拜对象来看，陶寺都邑内的龙崇拜是突出的，带有标志性的。而在文献记载中，龙是帝尧陶唐氏中一个重要的图腾。因此，就目前的史前考古与历史文献相结合而言，陶寺是最有条件进行族属研究的。

    陶寺若与帝尧有关系，就会使我们对古史传说中尧舜禹联盟有一个全新认识。过去称这种联盟为部落联盟，实际上它属于邦国联盟（或称族邦联盟）。尧舜禹的身份是双重的，他们首先是自己本邦的邦国之君，其次才是族邦联盟的盟主。陶寺都邑的发现以及我们对陶寺与唐尧的关系的研究，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尧舜禹时期社会形态和联盟性质的认识，这也可以说是古史研究中的一个突破。

    中土之国之始，帝尧之都之证

    何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陶寺队〕队长）：陶寺遗址中期元首墓IIM22出土测日影的圭尺，其上第11号红漆彩刻度长度为39.9厘米，按照1陶寺尺等于25厘米基元折算近乎就是1.6尺，这是《周髀算经》记载的夏至影长数据，这个数据类同于《周礼》“1.5尺夏至影长”地中标准，是陶寺文化对外宣称的“地中”标准。由此可证陶寺文化存在“地中”概念。所谓“地中”不是真正地理意义上的“大地中心”的概念，而是政治话语霸权语境中的人为规定，以保证“君权神授”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地中”的规定，有些类似英国以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确定世界标准时和地球0°经线，是大英帝国称霸全球时期政治话语霸权的产物。因此我认为陶寺城址就是地中之都，陶寺文化所建立的国家就是中土之国。这是“中国”最初的概念，陶寺圭尺及其1.6尺夏至影长标准刻度，就是最初“中国”概念出现的考古物证。后世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不论其实际定都何处，具体将哪里视为地中，都念念不忘“王者居中”的意识形态理念。比如夏王朝靠豫西起家，地中标准以伊洛平原夏至影长1.5尺为标准；清华简《宝训》篇有商代上甲微“假（借）中于河”之说；西周初年周公卜洛、营建东都洛邑，追寻夏王朝地中的标准，实现“宅之中国”，使政治中心更加靠近伊洛地中。足见陶寺文化的地中概念和“中国”概念对夏商周三代政治者的影响何其深远。

    陶寺遗址作为最初“中国”的都城，陶寺文化所代表的国家政权，性质比较明确。然而它是谁的都城？陶寺遗址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下属的襄汾县，文献所称“尧都平阳”在临汾一带的说法便显得格外耀眼。陶寺遗址宫殿区废弃后的陶寺晚期坑中出土的朱书陶文，学者们有不同的释读，或认为文命、文昜、文邑，我则认为是文尧。尧字的造型描述的就是黄土塬上屹立的陶寺大城，这可以作为陶寺即为“尧都”的文字自证。陶寺观象祭祀台证实了《尚书·尧典》“寅宾出日”“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陶寺中期王墓出土的圭尺和早期贵族墓出土的立表，表明陶寺圭表测影技术的存在，证明了《尧典》记载的南交（即交趾）、幽都、嵎夷、西畔上的南北东西四表，是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为地中中表实测的结果，由此而留下后世文献普遍流传的四海之内东西两万八千、南北两万六千里的地广数据。陶寺铜朔望月小轮（铜齿轮形器）的出土，证实了《尧典》关于阴阳合历的存在。陶寺圭尺本身就是“中”，甲骨文“中”字就是比照着圭尺实物而造的。由此表明《论语》所谓尧传位于舜时谆谆嘱托“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尚书·虞书》中舜传位于禹时也叮嘱“允执厥中”，很可能是将用于测影定历法和疆土测量的圭尺“中”作为国家权柄的象征，传给舜。陶寺早期和中期王陵区里中型贵族墓葬出土玉石圭、立表、刻字骨耜礼器等，表明这些墓主生前应为职官，类同于《尧典》中所谓的“四岳”官僚。而陶寺手工业作坊区建筑结构和布局显现出来的工官管理端倪，对手工业者的控制，表明《尧典》中所谓的“百工”的存在。陶寺中期王墓IIM22墓壁头端以公猪下颌为中心两侧各倒置3件漆柄玉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正合《周易·系辞下》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文德治国”政治理念。

    综上所述，已有的考古资料，多角度指向“尧都平阳”。因此我认为，“尧都平阳”在文献记载“尧都”诸说中，可能性最大。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不二之选。

    陶寺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历史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作为文化遗产的独特的价值。襄汾县委县政府对陶寺遗址文化遗产保护、发掘、研究、展示、利用越来越重视。希望县领导与考古专家进一步携手做好这篇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造福襄汾、贡献人类的大文章。

    陶寺遗址——华夏文明起源的历史见证

    王克林（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陶寺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处于东周至秦汉时期行政区域所谓的“河东”地区，这里是黄河在晋陕高原“几”字形大拐弯的尾湾处，自然生态和地貌环境多样，能源富集，奠定了华夏文明起源的环境基础。

    河东地区历史厚重，文化源远流长。这里除了闻名中外的旧石器时代丁村遗址之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遗址十分丰富。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和谱系比较清晰与连续。尤其是从这里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阶段，人们使用的日用陶器一改过去仰韶文化的红陶特征，大多以灰陶和黑陶为主，彩陶消失。器形上增加了有三袋足器如斝、釜灶和稍后的鬲等新品种，说明河东地区是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即早期龙山文化的原生发源地。

    《尚书·五子之歌》：“维彼陶唐，有此冀方。”唐孔颖达疏：“《世本》云帝尧为陶唐氏，……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尧以来其都不出此地。”《吕氏春秋·有始览》：“两河间为冀州，晋也。”《日知录·卷二》：“古之天子常居冀州，后人因之，遂以冀州为中国之号。”陶寺遗址即为史载尧都平阳，地处冀州，属于龙山时代的晚期。考古资料与历史记载，为我们说华夏文明形成于河东，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证。

    陶寺遗址绝非一般的遗址，应是当时政体联盟的政治中心所在，与《尚书·尧典》“协和万邦”的史事相合。陶寺遗址则应是唐虞“朝廷”所在之都邑。鉴于此，我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朝代序列应从唐尧开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虞、夏、商、周皆有之。”《尚书》屡言与唐虞同在一个“朝廷”共事的夏族或夏人先祖的禹，其族和文化的起源也就自然同唐虞一样崛起于河东。司马迁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可作为我们称“华夏文明起河东”的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