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前者“重继承”，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实践之“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迁相结合的过程；后者“重发展”，即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之命题，既涉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又事关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解此命题，不仅可以回答已故的马克思缘何能以“思想在场”的方式展示强大的生命力，也有助于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进行等重大问题。

　　“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说明：没有“与时俱化”，就不会有“与时俱新”和“与时俱进”。何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鲜活变迁相结合，何时才会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对马克思经典倒背如流的王明等人，之所以陷入使中国革命遭受重挫的教条主义之窠臼，就是因为其照抄照搬国际共运史中的既有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独辟蹊径，创造性地开辟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新路，是因为其立足于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及具体问题。同样，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成果，也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既是“内容”又是“方法”，是内容和方法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以人类解放为己任，致力于从“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但马克思主义并非穷尽的真理和现成的教条，而是为追求真理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方法。这意味着，与时俱进不仅需要拔新领异的动态思维，而且也需要沟通融通的开放意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与时俱进，至少需要理性地处理三对关系：

　　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具体观点的关系。马克思之所以赢得“千年伟人”和“千年最伟大思想家”之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人类思想史上影响最广泛的理论，是因为其揭示了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所有具体观点，都能成为超越时空的终极真理。要求马克思预料并解决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所有问题，既苛求了马克思，同时也难免陷入偶像化和神圣化之藩篱。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一言以断之：“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二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过程。前者“重继承”，即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实践之“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变迁相结合的过程；后者“重发展”，即用中国的现代化探索丰富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的过程。

　　三是“马克思当年原本”和“后马克思当代释本”的关系。阅读原典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入口和基础。只有沉下心来阅读原典，才有可能把脉“马克思当年原本”和“后马克思当代释本”之间的学术间距，并创造性地运用和转化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有赖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在需要思想和理论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和理论的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应该作壁上观。相反，结合自己的专业做心慕手追的探索，既“真懂”又“真信”，既“著作等身”又“著作等心”，才是该有的职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