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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心态”损害澳大利亚利益
大卫·莫里斯
//m.auribault.com 2016-10-28 来源: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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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是二十国集团所有成员中与中国经济结合最紧密的国家之一,但这种关系是基于表面的成规而非深度理解和承诺,较为脆弱。两国之间偶然发生的磕碰,使通往理解的道路变得愈发难走。澳大利亚政府最近表达了调整外交战略的愿望。那么,澳大利亚对自身财富和世界地位的乐观自信,能帮助其与中国建立不再那么脆弱的关系么?抑或澳大利亚在传统盟友面前扮演忠实跟班的习惯会制约它的任何新战略呢?

  澳大利亚纠结的核心在于能否保持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做法。若能二者兼得,澳大利亚人就会觉得前途无忧,否则就会愈发担心。

  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澳大利亚都被视为“幸运国度”,它因资源富饶、民众务实随和而成为繁荣、安全之地。但自沦为英国殖民地后,澳大利亚就开始依赖那些遥远、强大的朋友,始终无法摆脱某种“殖民地恐惧”,害怕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孤立无援。尽管这代人已在讨论澳大利亚属于亚太的一部分,但澳大利亚人心中对于处在毗邻亚洲这个位置仍是五味杂陈,对本国的独立性、在地区的责任和角色上充满矛盾。

  要了解一个国家先要了解它的历史,澳大利亚也不例外。英国在澳殖民时期的主流文化是抛弃土著和土著文化,打造一个坚决以欧洲为文化家园的殖民社会。直到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绝大多数贸易和投资活动还都是与英国进行的,大多数非欧洲移民被拒之门外,亚洲让其害怕不已。二战时期,眼见英国已经无力帮忙,为了抵抗 日本侵略,澳大利亚转而寻求美国帮助以免遭日本侵略。

  在那之后,澳大利亚先后经历两波改革浪潮,最终才改变了这个昏昏欲睡的后殖民国家,造就了现代澳大利亚。不过,这两波浪潮都未完成。第一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开始迎接之前从欧美开始的“自由社会”变革。当时由总理高夫·惠特拉姆领导的政府推动这次变革,坚信澳大利亚可以主宰自身命运,克服从过去的殖民地不安全感中产生的“文化自卑”。在此期间,惠特拉姆废除了对亚洲移民的歧视性禁令,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大利亚对自身在亚太地区的角色予以更多关注,旧的殖民纽带开始松动,尤其是在英国结束对前殖民地的贸易优惠、加入贸易保护主义的欧洲共同体(欧盟前身)之后。但惠特拉姆最终被全球性经济衰退、对经济管理的不重视推到一边,并讽刺性的被英国女王的代表免职。

  第二次改革浪潮是经济。在鲍勃·霍克和保罗·基廷的相继领导下,澳大利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向世界开放经济,引入竞争。随之而来的是移民增加,政府接受技能娴熟的新劳动力,将与亚太地区合作作为新的战略重点,促进澳大利亚旅游业和国际教育行业的增长,收获长达25年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成果。

  不过,澳大利亚人或许是过于务实了,他们很少提起这些伟大的改革浪潮,对自身发展也缺乏很好的反思。其结果是,澳大利亚人至今仍未甩掉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包袱,即深深的不安全感。澳大利亚媒体和文化还在寻求英美的认可,它们什么都与那些传统大国而非自己的邻国相比。澳大利亚人对自己土地上历史悠久的土著和多元文化知之甚少。他们很少学习自己地区的语言,对太平洋岛屿或东南亚邻居的文化、政治或经济毫不在意。

  澳大利亚仍忠实地维持着与美国的安全同盟,美国则利用强大的软实力巩固了澳大利亚在“美国圈”中的位置。某种程度上讲,澳大利亚过去面对英国时的那种殖民地心态现在转移到了美国。当别的盟友对美国偶尔的霸权行为心怀警惕时,澳大利亚总是第一个跑到美国身边,一错再错。

  正因如此,中国的崛起给澳大利亚带来一个特别的挑战。过去,澳大利亚不太着眼大局,习惯依赖强大的盟友来领路。但现在,它面临一个全新局面,需要为自己做出决定。澳大利亚应该展望大局并找准自身定位了。

  过去10年来,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其外商直接投资、移民、游客和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国。但澳大利亚人的心智尚未适应这样的改变。在文化上,澳大利亚最初接受对英国的依赖,因为两国关系多维而深厚,后来它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样。虽然澳大利亚现在也很依赖中国,但澳中关系毕竟年轻,主要呈现为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而这种关系很容易破裂。澳中两国在经贸领域寻找共同利益、建立牢固关系已有几十年的经验和历史了,但每次双方在一些政治性事务上出现龃龉,两国关系都会遭到质疑。这正是飞速发展的经济关系下难以掩盖的脆弱。

  那么,如何才能让两国关系变得更深厚、更广泛和更牢固呢?当澳大利亚开始审视其外交政策和下一步经济发展计划时,这不只是所谓的“问题之一”,而是必须面对的“最重要问题”。澳大利亚能否与中国建立持久和经得住考验的伙伴关系?两国经济肯定是互补的,民间联系也确实在加强,但仅是两国舆论界的一些抱怨,就能轻易掀动恐惧和不安,甚至影响两国的合作意愿。

  澳中两国时不时会有不同观点,这很自然。事实上,澳大利亚与其传统朋友之间也有不同看法和价值观,比如澳大利亚反对英国的等级制度和美国的枪支文化,但仍能与那些国家保持亲密关系、追求共同利益。毫无疑问,澳大利亚的某些方面也会受到其他国家反对,尤其是澳大利亚土著在两个多世纪中受到的可怕待遇以及澳大利亚最近对避难者的苛刻态度等。关键在于领导人们能否为澳中找到这样一条互惠合作路线,即要经得起这两个迥然不同的社会之间时不时会出现的分歧和问题。

  澳大利亚现在的政府认识到了这种挑战,但它在国内还缺乏强有力的支持。澳大利亚亟须为澳中合作制订新的战略方法,为澳在世界上更广泛的地位勾勒蓝图,只是现在还不具备允许政府这样做的成熟环境。更可能的情况是小步迈进。澳中自贸协定会让两国经贸往来蒸蒸日上,民间联系日益密切,相互理解稳步向前。在此过程中,依然脆弱的双边关系需要悉心呵护。

  澳大利亚试图实施的新外交战略能否为更牢固的澳中关系奠定基础?这恐怕要留给时间去证明。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只要澳大利亚无法逐步摆脱殖民地心态,不能认真审视自己真正的国家利益和在世界上的位置,不能对自己的选择更加自信,那么澳中关系肯定难以完全成熟。(作者是太平洋岛国论坛驻中国首席代表,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和高级政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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