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老虎袭击游客之后，舆论从几乎一边倒地指责伤者漠视规则，到有人站出来指责这样的舆论“猛于虎”，正像例牌的新闻事件评论一样，一会儿一个风向，最后不了了之，不大可能廓清什么认识上的迷雾，基本上属于扰攘一阵而已。从本次新闻中，我倒是窥见了些许“趣事”——声明一下，绝无对伤人事件幸灾乐祸的成分，而是有传言称伤人的老虎可能会被处死，“趣事”就发生在这里。好在有关方面及时以纯属谣言进行了回应。

　　这就对了。跟动物讲人的法律，真亏那些人想得出，可能吗？即便可能，也只是古人的“专利”。以虎而言，东汉的童恢这么干过。清朝龚炜的《巢林笔谈》说，童恢为不其令，“邑有虎患”，他派人捉来两头，还搞了当庭审讯：“王法，杀人者死。汝若杀人，当伏罪；不者，号冤。”结果，“一虎低头作震惧状”，童恢知道这是吃过人的家伙，“即杀之”；另一头呢？“视恢鸣吼，若诉冤者，遂释之”。任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认为这种做法纯属扯淡。“王法”诚然杀人者死，“虎法”则是在它的领地内见了活的生物要扑，怎么可能拧到一块去？不过龚炜显然也是把它当寓言来看的，他要表达的真实意思是：“我尤异夫伏罪之虎，就死而不欺其志，愈于人之奸遁百出者多矣。”即是说，有些人连动物还不如，逮到了都不认账，何况主动坦白。

　　跟动物讲人的这个那个，最有名的非韩愈莫属。他当年在潮州弄篇文章，讲道理加恐吓就驱赶了鳄鱼。时人还毫不吝惜地掷去一顶大帽子：自是潮人无鳄患。怎么可能呢？宋太宗时陈尧佐任潮州通判，就发生了“民张氏子与其母濯于江，鳄鱼尾而食之”的惨案，像八达岭这里一样，“母弗能救”。韩愈驱鳄得手于一时可能不假，但罩上的神秘色彩也使他受到了后世的不少苛责，王安石就说他“诡怪以疑民”。乾隆的时候闹蝗灾，有人拍马屁请皇上如法炮制，挥挥大笔，乾隆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清醒：“若欲假文词以期感格，如韩愈之祭鳄鱼，其鳄鱼之远徙与否，究亦无可稽求，未必非好事者附会其说。朕非有泰山北斗之文笔，似此好名无实之举，深所弗取，所请不必行。”表达对韩愈的那套做法根本就不相信的态度。

　　说回老虎。宋人笔记《湘山野录》记载，杨叔贤为荆州幕，也是有老虎伤人，他就在虎穴那里“摩巨崖大刻《诫虎文》”，连文字也与韩愈的《鳄鱼文》相仿，什么“咄乎，尔彪！出境潜游”等等，给老虎下驱逐令。后刻碑的事还没完工，杨叔贤改官知郁林，委托知军赵定基继续此事，自己则打算把这一套带到岭南，当成经验来推广，所谓“岭俗庸狭，欲以此化之”。与此同时，自己还雄心勃勃地赋诗言志：“且将先圣诗书教，暂作文翁守郁林。”摆出一切都步韩愈后尘的架势。可惜他走了没多久，赵定基就接到报告：“摩崖碑下大虫咬杀打碑匠二人”，老虎干脆把工匠给咬死了。这件事赵定基当即报给杨叔贤，不知他以及那些欲用人的法律来训诫动物的人们作何感想。

　　老虎终究是老虎，行事出于其动物性的本能。人跟动物讲人话，衡之以人的法律，风马牛不相及，表现出的不仅不是所谓法制观念的增强，反而与闹剧庶几相当。八达岭这里即便要了伤人的老虎的性命，剩下那些也不可能“引以为戒”，今后哪个游客要是不听劝阻非要下车，照样会发生不堪的后果。因此，尽管此番这两只老虎作案证据确凿，但任何处理结果却都该不关“肇事者”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