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烟有害健康，但抽烟的人还在增加，而且呈低龄化趋势。近日，全国政协委员、辉瑞制药中国企业事务部总监冯丹龙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向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提交了6份关于控烟的提案，建议设置卷烟的最低价格标准，降低青少年初始吸烟染上烟瘾的可能性。她说，可规定每包卷烟的最低价不得低于10元，以此防范青少年在青春期试吸。（3月13《华商报》）

　　烟草消费是个热门话题，代表、委员可谓年年关注。而控烟形势确也不容乐观，一项权威调查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为27.7%，吸烟者总数为3.16亿，比2010年增加1500万，全国卷烟产量比2010年增加35%.不过，较之时有议及的“提价控烟”，我却更盼两会之上，能够多点“限价控烟”的声音。

　　诚如一些代表、委员所言，在世界各国的控烟政策运用中，价格和税收手段被公认是最有效的单项控烟政策措施。然而，我们也不能脱离国情谈控烟。就其中的价格控烟举措来说，一则并不等于烟草定价越高、控烟效果就越好，二则烟草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嗜好品，一味采取“让穷人吸不起”的倒逼之策，也未必能断了多少人的烟瘾。因此，对于委员再言“提价控烟”，有不少网友就直言不讳地泼了冷水：现实中青少年的初始吸烟，买10元以下的恐也不多。

　　“提价控烟”不如“限价抑炫”。如果毫不避讳烟企作为“利税大户”的难言之隐，我看就可“打开天窗说亮话”——控烟形势长期严峻的症结所在，或许并非“提价”举措的不够有力，而更可能是“限价”政策的无意加码。尽管当前眼下，我国已硬性规定了每包卷烟的最高价格不得超过百元，但这依然不能很好抑止和杜绝炫耀性、礼品化的烟草消费。有从韩国旅游回来的国人就说，在那儿只有每包定价人民币16元和17元的卷烟，抽烟根本不存在“炫富”“竞奢”的非理性消费空间。

　　由此而论，代表、委员们在探讨控烟策略时，与其总是拈轻怕重地“眼睛朝下”，寻思着如何让那些低收入烟民的“吸不起”，倒不如干脆提议“每包卷烟最高不得超过20元或30元”，以此断了烟草消费的炫耀性和礼品化的属性，这将十分有利于控烟形势获得立竿见影的整体改观。而事实上，理解价格作为世界公认的单项控烟政策措施之一，我们确实不应再去有意无意地片面解读成“提价控烟”。因为，没有“豪华卷烟”的概念，恰恰也是一种各国普遍确立和实施的控烟思维。

　　以提高卷烟的最低价格，来防范和降低青少年初始吸烟染上烟瘾，这听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而实际上更像是给了烟草涨价又一个堂皇借口和理由。由此，无论“低端”和“高端”的烟草制品，其整体收益都将赚得盆满钵满，至于真正期待的“控烟”效果会如何，恐怕只有天知道了。所以，用一种只有烟企会明确得利的手段，去求得云遮雾罩的“防范青少年吸烟”结果，我看还不如跳出“提价”思路，赶快作出强力干预，统一在卷烟外包装印上黑肺烂肠的警示图案。

　　盼两会多点“限价控烟”的声音，对此民意和民愿，相信有关代表和委员并非听不见和想不到，而是在权衡了相关利益的纠缠与纠结后，觉得“提价控烟”更像一只方便拿捏的“软柿子”罢了。然而，凡事必须“对症下药”，控烟工作也是如此。明明知道至少需要“提价”与“限价”的双管齐下，却对后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那这“控烟”收效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