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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明：方舟子崔永元应该“各打五十大板”吗？

李曙明

//m.auribault.com 2015-07-01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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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主动挑起争端？谁又是被动应战？二人过错大小不同，承担的赔偿责任也应有所差别。无论立足于个案公平，还是着眼于类似纠纷的防范，分清责任区别对待都是必要的，哪怕是五十一板和四十九板的差别。

　　6月25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了原告(反诉被告)方是民(笔名方舟子)与被告(反诉原告)崔永元名誉权纠纷一案。法院认为崔永元和方是民连续发表针对对方的，具有人身攻击的系列微博言论，均构成对对方名誉权的损害，最终判决双方相互道歉，删除侵权微博，相互赔偿对方四万五千元。双方均明确表示将上诉。

　　对于法院判决，法律界人士、媒体多有肯定。网络是公共空间，谁也不能“出口成脏”，尤其是公众人物更应谨言慎行，本案判决确立的规则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规则对于规范人们行为能有多大作用，尚待较长时间观察，但当事人表现却让人对此不无担心。方舟子和崔永元均对判决发表了看法:方认为法院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是在“和稀泥”;崔则在微博上留了这样一段话:“看了判决书我决定上诉，因为我认为法庭没有认定我称方是民是网络流氓和骗子是客观描述，是那么恰如其分，竟然特别准确，而且证据充足，不存在侵害名誉权一说。况且，你们真没觉得方是民是流氓和骗子?”

　　在笔者看来，这条微博中“流氓”“骗子”等表述涉嫌人身攻击，足以引发新的诉讼。刚刚因名誉侵权被判决承担责任，转头就发这样的微博，可见判决并未对当事人产生应有震慑作用——对当事人本人尚且如此，对外人的震慑能有多大，就更让人没底儿。如果最终的结果，是这样一个判决产生的震慑作用有限，重要原因可能在于，法院只让二人承担“同等责任”，而未对作为责任认定基础的双方过错大小做区分。这样做，除了导致判决不公，也可能让一些人心存侥幸。

　　根据一审判决，双方相互道歉的媒体完全相同，相互赔偿数额也一样。当然，这些并不自然成为“和稀泥”的证据——如果根据行为后果以及过错程度，双方需要承担相同的后果，那么，道歉平台一样、赔偿相互“抵消”，就是依法裁判的结果。问题恰恰在于:目前的裁判是在事实并不明晰的情况下作出的，看似公平的“各打五十大板”，可能并不公平。

　　转基因的话题的讨论，是有价值的。而崔永元、方舟子等有社会影响人士的参与，更可能让讨论在充分论争的基础上达成一些共识。遗憾的是，科学之争最终走向骂战，并以闹剧收场。对此，双方都有一定责任，但责任大小却可能并不相同。无论立足于个案公平，还是着眼于类似纠纷的防范，分清责任大小都是必要的。从科学之争到骂战升级，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但应该有一个“节点”，即从某一条微博、某一句话开始，事情开始“转向”。既然双方都将对方微博留存作为被伤害的证据，找到这样的“节点”，应该并不困难。找到了“节点”，也就找到了谁是闹剧最初的主导者。和被动应战的对方相比，主动“发难”的一方，过错更大。而在随后论战中，谁的发言更为理性，谁在撒泼打滚，同样应该成为确定责任大小的因素。但判决书从头至尾对此只字未提。

　　在判决后的在线访谈中，审判人员对相关问题作了说明。对于“如果别人先骂我，我后骂他，我算不算正当防卫”的提问，审判人员表示，正当防卫一般限于严重的、紧急的侵害行为，网络侵犯名誉权的行为一般不符合正当防卫的上述条件。他称，“如果甲先侮辱、诽谤乙，则甲构成侵权，乙应该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利。如果乙反击侮辱、诽谤甲，则乙也构成侵权，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按照上述解释，似乎在法官看来，骂人在先还是在后并无区别，因而也就没必要做这方面的区分。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不考虑前因后果地将二人“等量齐观”，不仅不合情，合法性上也经不起推敲。如果认可人是有七情六欲的人，那么，面对对方侮辱甚至是对自己家人的“问候”，很少有人能做到心如止水。理性应对有话到法庭上去说固然值得提倡，一时没忍住语言上予以还击，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的选择，如果因此违法，当然需要承担责任，但“别人先骂我，我后骂他”，毕竟事出有因，法律也明确予以适当宽宥(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可见，只强调不能“以恶制恶”，而不做区别对待，并不符合法律。

　　争论何时“转向”?哪一方主动挑起的争端?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当然，具体到某些个案(也包括本案)，法院认真去查，最终仍可能因为证据等问题无法作出认定。但是，去查了查不清无法认定，和压根不去做这方面认定相比，无论对个案公正的价值和可能产生的警示意义，都完全不同。

　　还需指出的是，法院认定双方承担责任的根据之一，是二人“均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更应言行谨慎，注意避免在网络中的不当言论造成对他人名誉的损害”。按照这样的认定，如果同样尺度的骂战发生在两个普通人之间，可能并不构成侵权。按照国外对公众人物分类，第一类是官员等公职性人物，谨言慎行义务最严苛，让渡隐私权也最彻底。和第一类公众人物相比，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作家等公众人物的要求相对宽松。我国尚没有公众人物的准确界定，分类就更谈不上。不过，既然“公众人物”成为承担责任的依据，那么，借鉴国外相对成熟理论，做以下考量并在判决中作出说明，似不无必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崔永元，纯粹民间身份的方舟子，社会对二者在谨言慎行方面的要求该不该有所区别?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种区别该如何在赔偿责任中得到体现?

　　分清是非，廓清责任，判决才能让当事人信服，也才能让更多人引以为戒。期待上述问题和疑问，能在二审程序中得到解决。

编辑：曹茂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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