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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母退鱼
《颜氏家训》
中华民族是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家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家训历史悠久,《尚书·无逸》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对他所进行的告诫,已初步具有家庭教育的性质。如果将它算作家训文献,那么家庭教育可以上溯到先秦时期。至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而《颜氏家训》的出现则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颜氏家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成熟的家庭教育文献,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说:“古今家训,以此为祖。”明代袁衷《庭帏杂录》说:“六朝颜之推家法最正,相传最远。”可见其在历史上影响之深远。
成熟的家教著作产生于相应的社会环境。《颜氏家训》产生于北朝末期,正是魏晋南北朝家庭教育不断发展成熟的历史现实,孕育造就了这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经过长时期的历史演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族组织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形成了不同于以前的社会历史特点,这就是世家大族的兴起。世家大族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社会阶层,他们十分注重家族和家庭的教育,因而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家庭教育的发展和成熟。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家庭教育注重文化传承。魏晋南北朝出现了许多文化世家,名儒世家如南朝伏??、伏挺。《礼》学世家如贺邵及子贺循。文学世家如丘灵鞠、丘迟。医学世家如姚菩提、姚僧垣、姚最祖孙三代。史学世家如王铨、王隐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科技世家如祖冲之、祖??父子以及虞喜家族数代。书法世家如王羲之与其妻郗璇、其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以及凝之妻谢道韫,都工书。直至陈隋之际王羲之七世孙释智永仍为书法名家。
其二,家庭教育注重家风培养。士族家族以儒学作为自己的文化支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社会影响和作用已经波及整个社会。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忠、孝”,魏晋南北朝时期曾经以孝为首,不但士族家族如此,庶族家族也大抵如此。会稽永兴人郭世道,刚一生下来母亲就死去了,父亲续弦,郭世道侍奉其父及继母“孝道淳备”。十四岁时父亲又亡,郭世道“居丧过礼,殆不胜丧。家贫无产业,佣力以养继母”,孝行感人。他的儿子郭原平也是孝子,“养亲必己力”。郭原平外出做工,常自己饿着肚子,省下工钱为父母买食物。父亲重病,郭原平“衣不解带,口不尝盐菜者,跨积寒暑”。当时会稽乡里十分注重“望计”和“望孝”两种身份,一般都是大族仕途的起点,相当于著作郎和秘书郎。当时负责选举的蔡兴宗推举山阴人孔仲智的长子为“望计”,推举郭原平的次子为“望孝”。史载“仲智会土高门,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敌”(《宋书》卷91《孝义·郭世道传》)。唐长孺指出:“儒家所提倡的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的扩展。将点放在作为一个家族成员的道德行为上,然后推及乡党。”(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儒家伦理秩序由内向外、由亲及疏地向外延伸,从个人的尽孝开始,“百善孝为先”,“求忠臣必孝子之门”,孝于亲必忠于君,由忠于君再延伸为忠于国家民族、忠于事业,忠于师友,忠于亲人。尊老爱幼由血缘宗族扩展到社会,就是“仁者爱人”。宗族内部兄弟关系伦理为“悌”,推及社会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种延伸的过程对庶族宗族来说也是一样的。翻阅《颜氏家训》,忠孝二字的教诲极多:“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见危授命,不忘诚谏”;“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诚臣徇主而弃亲,孝子安家而忘国,各有行也”;“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可以说忠孝是当时士大夫及庶族家庭最重视的家风。
其三,家风教育讲究方式方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教育在实践中创造了不少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起来有四种:
第一种是口头训诫。如《谢安传》记载:“安虽处衡门,其名犹出万之右,自然有公辅之望,处家常以仪范训子弟”。同书《谢安附谢玄传》载:“玄字幼度。少颖悟,与从兄朗俱为叔父安所器重。安尝戒约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耳。’安悦。”
谢安之所以满意谢玄的回答,是因为他道出了自己望栋梁之材出于谢门的心情。《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
同书《文学篇》又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遏,即谢玄小字。谢玄所说,为《诗经·小雅·采薇》之句,此诗反映人们由于外敌侵扰,生活动荡不安的愁苦之情。谢安所说,为《诗经·大雅·抑》之句,表明定国安邦,训顺四方之意。当时东晋面临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威胁,谢安通过讨论《诗经》要儿女们立下安邦定夷大志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刘宋孝武帝的太子刘子业,在其父西巡时,给其父写信问安,“书迹不谨”。孝武帝训诫他说:“书不长进,此是一条耳。闻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顽固乃尔邪!”北魏司徒杨椿告老还乡,临行时把子孙召集起来,训诫说:“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而待客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假不胜人,足免尤诮,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觐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也。汝等能记吾言,百年之后,终无恨矣。”(《魏书》卷58《杨播附杨椿传》)
第二种是书面训诫。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王肃《家诫》、王昶《家诫》、郝昭《遗令戒子凯》、殷褒《诫子书》、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杜预《与子耽书》、颜延之《家诰》、萧嶷《诫诸子》、王僧虔《诫子书》、徐勉《为书诫子崧》、魏孝文帝《诫太子恂以冠义》、崔光韶《诫子孙》、崔休《诫诸子》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属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艺文类聚》卷23《人部·鉴戒》)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太平御览》卷497《人事部·酣醉》引《诸葛亮集》)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诸葛乔建兴六年(228年)25岁,早已是成年人了。诸葛亮的两封《诫子书》,应是给已经成年的嗣子诸葛乔的。诸葛乔与在东吴的哥哥诸葛恪俱有名于当世,很多人都认为诸葛乔的才气不如其兄诸葛恪,但在品性修养方面则超过了诸葛恪,这应当是诸葛亮教育的结果。
第三种是行为训诫。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晋书》卷96《列女·陶侃母湛氏传》)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玩物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第四种是因势利导。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