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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本位”的前世今生

张杰 //m.auribault.com 2014-03-10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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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　杰

　　当前的改革虽非直接针对官本位,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措施,将大大有助于消除官本位的存在基础。

　　所谓官本位,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崇拜”。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权力居于支配地位,无论社会怎样变迁,权力始终处于社会的顶端,其他构成社会的诸要素如资本、知识和劳动都处于对权力的依附状态,社会成员都以获得权力为荣,权力成为最重要的价值尺度,它衡量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支配着一个人的价值追求,社会关系围绕权力而建立,官员这一群体,是所有社会群体中最受尊重的群体。

　　传统中国社会由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所控制,这种控制又内化为了一种精神上的本能

　　官本位作为中国特有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可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中国自秦以降的两千多年来,历朝历代始终所面对的、最为根本的问题,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如何维持稳定、统一的问题。对此,中国人以其高超的政治智慧建立了以郡县制为依托的中央集权制度,即从中央到地方均由朝廷委任官员即所谓“朝廷命官”治理,从而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文官系统,并在隋唐实行科举制后基本定型。郡县制,作为中国的一大制度发明,它使得政治统治在幅员上可以达到一个惊人的规模,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能够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基本保持统一的政治制度保证。尽管在中国历史上“郡县制”与“分封制”的优劣之争长期存在,但中央集权制始终呈现出不断加强的趋势,直到明清达到顶峰。

　　由此,中国社会也始终由自上而下的权力系统所控制,这种控制,表现为对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各环节的绝对控制,无论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是如此。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控制越来越精致和严密,并内化为中国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本能。无论是“士农工商”的地位排序,还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追求,均是对此的反映。在这样的社会里,官贵民贱,“官”与“民”泾渭分明、界线森然。

　　所谓独一无二,在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并没有发展出类似的制度形式和社会文化现象。至少在进入近代历史以前,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要么被宗教势力所统治,要么由世袭的贵族集团所统治。在一定意义上,世俗的国家政权,要么依附于贵族,要么依附于教会。经由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后,欧美各国先是实现了政教分离,后又建立了民主政体,再后才逐步建立了文官体制,但这已经是19世纪的事情了。而到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支配力量已经从世袭的贵族集团和宗教势力转移至资本集团,直到今天,西方各国的最终支配力量依旧是资本的力量,政治权力系统蛰伏于资本的卵翼之下。所以,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治权力系统并不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并居于支配地位的存在,其官员的社会地位也始终没有达到像在中国这样的程度。

　　官本位之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长期存在,根本原因在于权力支配资源的格局没有改变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依然不能摆脱对权力系统的需求。从积极的方面讲,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离不开一个高效有力的权力系统；从消极的意义上讲,或退一步讲,即便所谓最坏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权力系统,在所有国家,仍然构成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传统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一个最大特征,是实行计划经济,其实质是权力经济,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经济的每个细微角落并处于支配地位。计划经济,是一种以权力为中心的经济,权力实现了几乎所有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掌控和支配。生活于此种经济体制下的社会成员,其升学就业甚至婚丧嫁娶,都离不开权力的支配。不仅如此,传统社会主义体制,还实现了对精神生活的绝对控制。无论科学研究,还是文学艺术,乃至教育卫生,都在一个高度行政化的体制下进行活动。在这一体制下,作为权力人格化代表的各级各类官员,自然处于社会的顶端,尽管历次政治运动均有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官员群体也屡受运动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官本位的体制根源。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尤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了剧烈的阶层分化,产生了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关系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重构的过程。较之改革开放之前,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和社会地位的重要尺度。在此背景下,“官本位”也曾一度受到冲击,9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了官员的“下海潮”,活跃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商界精英,有相当一部分都属于当时第一批下海的人。似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将取代权力成为社会的支配力量。但是,很快权力系统就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迅速找到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稳固甚至提升自己地位的方式。

　　权力,从本质上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亦即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之间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这种关系之所以能够建立并得到不断地维护,除了权力主体的权威导致权力客体发自内心地服从之外,最重要的在于权力主体对各种资源的掌控能够提供权力客体的需要,要么能够满足权力客体对利益的需求,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要么能够设置障碍给权力客体制造麻烦,使其处于一种对权力的依附状态,只要这种状态依然维持,官本位就依然有存在的基础。

　　纵观今天的中国社会,30多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权力在中国的地位,各级各类官员依然是各种社会资源的支配者和分配者。今天的中国,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有四种力量,即权力、资本、知识和劳动。在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上,权力依然处于支配地位或至少处于主导地位。尤其就权力和资本的关系而言,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由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所决定,绝不允许资本成为社会的支配性力量。民营资本无论如何发展,其活动领域必须也只能守住本分,就如其代表人物柳传志所讲的,要“在商言商”,而不能逾越到其他领域。就权力和知识的关系而言,知识对权力的依附也是显而易见的。知识分子,主要供职于各类事业单位。知识分子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其职称的晋升。而学术资源,如各种科研基金项目,又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官员手中。各种评奖就更是如此了。在这样的单位,同样的课题申请,有职务的和没职务的,职务高的和职务低的,其竞争结果往往是既定的。尤其在一些单位,职称的评聘,职务往往是一个优先甚至是必备的条件。所以我们看到,即便在学术机构,大家也对官位趋之若鹜。

　　比较而言,在社会成员的个人追求上,单就从政和经商相比,抛开天赋和运气不谈,经商的不确定性或风险更大。而从政,尽管可能收入较低,但贵在稳定且具较高含金量,其在住房、医疗和退休的保障上也远较其他社会群体处于优势地位。而且,权力和财富相比,权力更具显性化的特点,毕竟一个人官居何职是一个公开的存在。但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却基本属于个人隐私,至少不能天天挂在嘴边,也就是所谓“炫富”,因为这并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这样一个现实,使得在大多数当代中国人的择业乃至择偶上,在就业和婚姻市场上,公务员都成为第一选择,或者退而求其次,选择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而这三个领域,在干部交流的制度背景下,其实也是相通的。这是官本位之所以存在的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

　　改革把官本位的体制根源和现实土壤消解掉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随之改变

　　官本位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是全面而深刻的。第一,官本位导致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是用来谋求公共利益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所有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一切权力的行使,都应该指向人民的利益。但在官本位意识的支配下,做官本身就成为根本动力和目的,孜孜计较的是个人官位的升迁和荣辱得失,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长此以往,就会恶化党群干群关系,对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根本上的危害。第二,官本位抑制甚至窒息社会发展活力和动力。对一个社会来讲,其精英群体对官位趋之若鹜,并不是一件好事:一方面导致机构臃肿、人员庞杂和效率低下,造成精英人才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强化权力对各种社会资源的支配,扭曲市场信号,导致不公平竞争,大量滋生腐败,恶化市场环境,危害经济健康发展。第三,官本位奴化人的心灵,长远危害我们这个民族的健康发展。官本位,使人处于对权力的依附和崇拜状态,必然导致谄媚盛行、奴性十足,能做的不如能说的,会干的不如会拍的。从而扭曲人的心灵,导致精神上的萎缩不堪,不仅独立的人格难以建立,更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

　　破除官本位,一方面需要在思想上下功夫,这需要漫长的努力和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通过铲除官本位的现实土壤和体制根源,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前的改革虽非直接针对官本位,但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改革措施,将大大有助于消除官本位的存在基础。

　　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将大大压缩权力运作的空间。这一三中全会最重要的论断,实际上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重新界定,这一关系,最终又表现为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意味着权力和资本都各自回归其本分。这较之当下乃至过去,在权力资本关系的天平上,已经开始向资本倾斜。如前所述,所谓权力,最终表现为对资源的掌控和支配,而无论在任何时候,经济资源都是最重要的资源。我们看到,在过去乃至当前,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量表现为对经济活动的许可和审批,导致某些部门和官员的权力伴随改革过程急剧膨胀。从去年以来新出台的关于审批制度的改革举措看,减少了大量审批项目,改革力度空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主要是做好服务、引导和监督。权力在经济活动中的这一重新定位,实际上使得权力的总量大大减少,大量经济活动不再需要权力的参与乃至批准,由此衍生的官场灰色利益也将大大压缩。

　　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建设,这将大大减少权力运行的自由度。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目标,主要是防止权力的异化、权力行使的随意性甚至以权谋私,防止滥用权力。权力运行,表现为权力主体意志和利益的实现过程。从公共权力行使的指向看,权力运行应该始终围绕公共的利益进行,但如果缺少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这一目的就可能无法实现。强化对权力的制约,意味着同一权力被不同主体分享,将有效克服权力的随意性；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意味着权力主体的行为始终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任何背离权力运行正当目的的行为将被及时匡正和惩戒。总之一句话,随着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不断完备,权力主体的自由度和舒适度将会大大降低。

　　在事业单位逐步去行政化,知识分子将回归其本分。所谓去行政化,一是逐步取消行政主管部门对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控制,在强化事业单位预算约束的基础上,事业单位的岗位设置、岗位聘用、岗位条件设置、岗位和职称的关系、职位设置的比例,将由事业单位自主决定。这意味着学术资源的控制将转移至学术团体自己手中。二是取消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包括取消行政级别、精简行政机构、精简行政人员,让行政人员都变成服务人员,而不是追求权力的官员。如此,将可望消除知识依附于权力的制度根源。知识分子,作为观念的生产和传播者,当其摆脱对于权力的依附状态后,由此产生的独立意识将对官本位思想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规范领导干部工作和生活保障制度,通过建立明确的标准使官员在工作和生活上有所“规矩”。官本位观念之所以根深蒂固,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附着在官员身上的那些外在“道具”类东西令人仰视,也出于官员利用权力刻意去追求的那种前呼后拥的“官威”,及由此带来的心理上的极大满足感。三中全会后,根据中纪委规划,将尽快制定出台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秘书配备、警卫、公务接待、福利、休假等工作生活待遇标准,以确定相应级别的领导干部能够享受哪些待遇以及何种程度的待遇。这种透明化同样是对官位吸引力的一个削弱。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官本位的体制根源和现实土壤将慢慢被消解掉。虽然几千年的历史惯性和思想积淀很难被扭转,但人们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着体制和现实走的。可以预计,如果三中全会的改革部署能够顺利推进,官本位的思想根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政治和社会基础。而随着官本位的最终退潮,我们国家民族也必将会形成新的、更加健康的政治文化。

　　(作者系山东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主任)

编辑：尹盼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