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冤案，被关押了21天。经历了一年前的那场牢狱之灾后，25岁的蒋小兵（化名）陷入了人生低谷，原本活泼开朗的小伙再也快乐不起来。针对此案，今年6月23日广东省公安厅认定东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未依法进行审查”，“违法行使侦查职权，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赔偿请求人采取拘留措施”，应当对赔偿请求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目前，5689.56元的国家赔偿已经到位。蒋小兵的母亲邹女士希望警方能赔礼道歉，让儿子重拾信心。（8月6日《广州日报》）

　　司法机关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冤案，除了进行经济赔偿之外，造成精神损害的，还应该进行赔礼道歉，这在国家赔偿法中有明确的规定。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冤案即便已经被官方平反，相关的赔偿都已到位，但一句道歉却迟迟等不到，这是不正常的，至少对当事人而言仍缺乏精神上的抚慰。

　　为何一句道歉如此之难？在一些人的观念中，道歉等同于耻辱，有的人即便明知自己有过错也不愿道歉。实际上，道歉是一种责任担当，在冤案被平反后，人们更多地关注经济赔偿情况，殊不知，冤案对当事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已是巨大了，执法机关针对自身错误向当事人赔礼道歉，正是弥合这种创伤的一个步骤。如果连道歉这一步都走不出，恐怕就更难做出更多的举动来为当事人消除影响了。

　　一个守法的青年莫名被关了二十多天，人身自由被剥夺的同时，他对规则的认知，对社会和法律的看法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这些是不容忽视的。相比于蒋小兵的遭遇，一句道歉的话实际上都显得有些轻了。

　　在此事中，有知情人士坦言：“很少有当事人固执地要一句道歉。对于不少当事人而言，能重获自由就已经谢天谢地了。”一句道歉被视为“固执地要”，相信这样的观念是普遍性的，要不然道歉怎会如此稀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位知情人士还透露了另一个细节：“前任领导做出决定造成了冤案，让现任领导来背黑锅去道歉，你说谁愿意啊？”这或许也是道歉之难存在的重要现实原因，执法机关人事变动了，就无从道歉了，真是咄咄怪事。须指出的是，在冤案的责任追究上，相关办案人理应被追责，即便人事调动了也应追责到底。

　　而至于道歉，能由原办案人员直接道歉最好，如若难以实现，也应由导致冤案的执法机关道歉，因为这并不是个人的道歉行为，而是对具体的执法行为道歉，体现的是执法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依法纠正错误的态度。其中的道理虽不难理解，但由于一些人个人的“面子”而使得道歉成了难之又难之事，使得执法机关的公信受到损伤，这实在不应该。

　　相比于经济赔偿，看似不那么重要的精神赔偿也是司法正义的重要一部分。唯有冤案平反后的赔礼道歉成为常态，才有可能将当事人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也有助于办案人员树立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一句道歉，体现的是权力在权利面前的克制和反省，也体现了权力对权利的尊重，这样的道歉不能再是“固执地要”，而应成为法治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