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们会在外上补习班吗？”

　　“不会。因为最好的老师都在学校。”

　　以上对话，发生在云南省宁蒗民族中学。回答的人，是校长李学高。

　　李校长的话听起来夸张，但完全符合事实。一来作为国务院挂牌督战的52个未脱贫摘帽县之一，宁蒗县的几所中学门外，完全看不见课外辅导机构的影子，连发传单的都没有。二来，因为有教育强县江苏省海安县的近30位骨干老师前来支教，民族中学确实拥有该县的最强师资。

　　“再穷不能穷教育”，这句有些年头没听人提起的话，是我在宁蒗采访最深切的感受。

　　宁蒗紧靠四川省凉山州，有“小凉山”之称，长期深度贫困。但就是这样一个深度贫困县，从1988年起，就与海安县达成教育上的“宁海模式”，32年来共有10轮281人次海安县教师到宁蒗支教。2016年，宁蒗民族中学创建“海安班”，6门主干学科都由来自海安县的精锐教师教授。去年，第一届“海安班”考出3位清华北大学生；今年，第二届“海安班”考出了丽江市的理科状元；全班44人里，有43人高考成绩超过一本线。

　　“海安班”的存在，带动了整个学校的教学质量——今年共有386人高考分数超过本科线。

　　“我想让孩子们知道，大山外面，不是山。”目前正在民族中学的第10轮支教老师领队陶长江这样解释他在53岁“高龄”来到宁蒗的原因。

　　在北京时间长了，我听了不少有关学区房的疯狂故事，似乎教育的全部就是不断前移的起跑线和加快的跑步速度。直到去了宁蒗，我才猛然想起在我高考那年，我出生长大的小城市，超过文科一本线的总共才十几个学生。如果不是挤进了那十几个人的名单，我大概就不可能拥有一条自己的跑道，去选择高校，选择工作，选择城市。像我这样非贫困地区的小镇青年尚且如此，那么教育对宁蒗县的孩子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

　　出发采访前，我碰巧看了一部在云南拍摄的纪录片样片。在那个叫老窝的村子里，唯一的教师是一位初三肄业生，他教学龄孩子朗读《春晓》，但写在黑板上的诗，标题和第一句就有两个错别字。很难想象，这种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孩子，能比他们的父辈好多少。

　　某种角度上说，阻断贫困代际传播是和脱贫摘帽一样重要的事。这也是好的教育在扶贫工作中最大的意义——让下一代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跑道。

　　不少贫困都是由于知识的缺乏而无力改变现状，即使通过帮扶脱贫，这些人能选择从事的，也不是“技术”含量较高的谋生手段——这里的“技术”，包括数理化知识，也包括办一家农业合作社所需的眼界和执行力。而这些，都有可能通过教育习得。

　　人生有了跑道，人们就能决定跑向何处——有人走出大山一直往前，也有人重新回到大山。采访中一直陪同我们的县委宣传部长是“宁海模式”的第一届初中生，他说，如今宁蒗县至少三分之一的公务员都受过海安老师的教育，这批人大多奋战在宁蒗脱贫攻坚的第一线。

　　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这样一个尚未摘帽的贫困县，每年财政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会投入教育；为什么在县城里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旁，从幼儿园到高中，不是已经招生就是即将投入使用。

　　离开宁蒗前，我去第三届海安班的教室看了看。身穿统一校服的学生埋首在堆满课本的书桌上——这看起来和北京上海的高三学生没什么区别。不过相比后者，人生为这些孩子准备的惊喜，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