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控烟话题每年照例都是舆论焦点，其中既有对主要城市控烟效果的调查梳理，也有对新出台的控烟条例的分析研判。今年的焦点无疑是6月1日起施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其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引用公众通俗的说法，即“带顶儿”的地儿不能吸，“露天人密”也不可以……

　　此次北京版控烟条例再次被媒体解读为“史上最严”。之所以说是“再次”，一是因为我们已经有许多“史上最严”的法令，而媒体也习惯用这个词“标新立异”，例如“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法、“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史上最严”的道路交通法……二是因为在北京之前，全国许多地方都已出台并施行了各自的“史上最严控烟令”，包括广州、深圳、上海、天津、杭州、武汉、青岛、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南宁等大中城市。现在所谓的“史上最严”，主要是基于法令条文上的分析，每当适用范围扩大、处罚力度加强时，就习惯以此进行解读。但当一个领域频频诞生“史上最严”时，比如说控烟条例，而且法规落地及控烟效果并不明显时，我们再用新的“史上最严”来宣传，公众难免会产生审美疲劳，甚至是怀疑。所以，今次面对“史上最严”的北京版控烟令，大部分人都是抱着观望的态度。

　　控烟是国际大趋势，虽然国家层面的统一控烟法规尚未出台，但全国已经有十几个城市通过地方立法明确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及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然而，这些控烟令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有些地方甚至沦为了一纸空文。我们最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是，这些控烟令威力最大的时候，往往是发生在“世界无烟日”这一天，而在其他大多时候，既难见控烟宣传，更难见控烟执法。其中，有个别地方在控烟令施行数年后，竟然一条罚单都没有开出过。这种现象久而久之，即便出台时号称“史上最严”，结果也难免只停留在“纸面上”。这明显与控烟的最终目标相违背。也就是说，重要的不是出台一个又一个的“史上最严控烟令”，而是迫切需要在控烟效果上证明“史上最严”。

　　如今北京版的“史上最严控烟令”能否落地成真，关键是能否从其他城市那里吸取经验教训。当下控烟不力，除了我国烟民数量庞大，普遍存在观望和侥幸心理的原因外，更与控烟令的执行有关。一方面是执法力量有限，多部门执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另一方面是缺乏常规执法，多为运动式执法，也缺乏有效的监督、问责机制。这是大多数控烟城市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也是亟须改进的地方。从世界范围来看，但凡控烟效果比较好的地方，必是执法层面做得比较好的地方。比如说香港，其吸烟人口在持续下降，15岁以上人口中吸烟人口所占比例已经从1982年的23.3%大幅降至现在的11.8%。而其控烟成功的关键说起来也很简单，香港卫生署的概括是“巨大的投入和严厉的处罚制度”，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特别是执法层面上，这与香港100多名专职控烟督察的作用分不开。香港已经成为控烟城市的样本，只要我们能像香港那样在执法层面上真正做到“史上最严”，相信我们的控烟一定取得成功，也根本没必要出台新的“史上最严控烟令”了。

　　面对新的“史上最严控烟令”，公众除了观望，更多还是期望。但愿这一次“史上最严”最后能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