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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死了再办”的事,何以花钱找中介办成了
杨朝清
//m.auribault.com 2017-02-08 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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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等死了再办”的难事通过花钱找中介迎刃而解,难免会给人带来“阴暗的想象”和“恶意的揣测”——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门的少数工作人员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没有权力寻租?

  春节前,一位网友在网上留言:父母去房产交易部门办理卖房手续,却因父亲患脑萎缩失去语言能力而遇阻。求助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却被恶言相加,“等死了再办继承”“学会说话回答问题清楚再来办”,最后无奈花了5000元找到中介,才得以解决。(见2月6日《人民日报》)

  房产交易并非小事,房产交易部门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采取审慎的态度,可以理解,可相关工作人员显然缺乏“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的意识,把制度当成推诿卸责的“万能钥匙”,用麻木、冷漠的态度伤害了当事人,也损伤了公职部门的形象和社会认同。一句“等死了再办”,无形中建构了一道藩篱,加剧了百姓与公共部门的隔阂感。

  当事人父亲脑萎缩失去语言能力,不能准确、清晰地表达出卖房的利益诉求,这原本是难以改变的尬尴现实,却因为“花钱找中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房产交易的相关规定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理应一视同仁;一旦因人而异,必然影响公共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认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洞’,用于连接两个难以直接发生关联的关系人。形形色色的中介,大多具备“结构洞”的功能。当然,中介是要收费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等死了再办”的难事通过花钱找中介迎刃而解,难免会给人带来“阴暗的想象”和“恶意的揣测”——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门的少数工作人员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没有权力寻租?如果有,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有办事需求的百姓买单。

  当公共规则有了人为操作空间,某些人就找到了“生存空间”。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公共规则透明公开、一视同仁,不仅有助于斩断畸形的利益链条,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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