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上午，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二审，草案二审稿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18周岁之日起计算。”（11月1日《中国青年报》）

　　目前，遭受性侵的未成年人呈现低龄化趋势。以北京一中院为例，在近7年审理的30余件性侵案件中，14岁以下未成年被害人约占40%，且超过三分之一的案件都是熟人作案，而这一比例在猥亵儿童类犯罪中更是高达90%.这一问题早已引起立法、司法部门和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2013年10月，“两高两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认定的一些细节作出了明确界定；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则删除了备受争议的嫖宿幼女罪，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力度。

　　但对遭受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不应仅仅限于刑事领域，民事权利的救济同样不可或缺。这次民法总则草案的二审稿，就把未成年人遭受性侵之后，要求民事赔偿的起算点作了变更规定。这意味着，如果儿童期遭遇了性侵害，即便当时没有主张自己的权利、追究侵害方的责任，年满18周岁后仍可以要求侵害方给予民事赔偿。如果以18周岁作为起算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后，就延长后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3年而言，至少可以计算到21周岁。这与原来的诉讼时效起算点相比，在保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上，迈出了很大一步。

　　现行民法通则规定，因为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起算点是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侵害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而如何准确理解和把握“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一直备受争议。

　　首先，对于被害人来说，“知道”是一种基于个人知识、阅历的主观判断，也就是说，被害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性权利受到了侵害。而“应当知道”，完全是法律上的推定。至于被害人是否真的知道，则在所不问。在我国性教育还处于遮遮掩掩、深藏闺中的背景下，很多孩子对性权利的认知处于懵懂状态，难以意识到自己的性权利受到了侵害。如此简单的规定或者推定，无疑是对未成年被害人权利的无视，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秋后算账”的机会。

　　其次，如前所述，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性侵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较高，由于受到熟人的恐吓，被害人不敢将受到侵害的事实告知家长。虽说在行为上被害人处于自由状态，随时都可以告知父母，但对于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恐吓让他们处于被控制的状态，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他们认为告知家长所带来的痛苦，可能比自己遭受性侵带来的危害更为严重。甚至，在加害人就是监护人的情况下，如果在监护关系存续期间主张权利，可能难度非常大。

　　保护遭受性侵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给他们成年后寻求法律救济保留一线机会，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