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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的南京,冬雨淅沥。至晚19时,部分出租车司机罢运已超过24小时。白天,参与罢运的出租车司机们一度在南京市政府门前,以及机场、火车站等地大量聚集,表达诉求,要求或降低份子钱,或政府出面严管由打车软件调度的社会运营车辆。(1月12日 财新网)
新年伊始,出租车营运这个正处于改革大潮中的行业,仍然问题多多。在2016年第二个工作周,南京这座省会城市就爆发了罢运事件。这导致了许多的交通问题,但诉求的表达仍然是“新瓶旧酒”,说来说去,不过是“降低份子钱”和“严管打车软件”两项。这和2015年全国各地城市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并无二致。
在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冲击之下,出租车行业改革,可谓势在必行。在滴滴快的、优步以及各种专车软件、拼车软件的冲击下,一场由电子技术革命引发的出租车行业大变革正在加速。互联网平台,打破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利益分配格局,抢占了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市场。处于行政垄断格局中的出租车行业,因为市场竞争的“突然来访”而显得措手不及。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出租车行业长期以来默认为合理合法的份子钱,作为受权力垄断保护的合法性载体,在利益重新调整分配之后,显得毫无意义。要么取消高昂的份子钱,要么取消或严管各种打车、拼车、约车软件——就必然会成为出租车司机这个群体的最主要诉求。如其不然,其收入与生活质量就可能会受到严重影响。
面对势不可挡的出租车改革,交通部在去年10月份发布了《出租车改革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虽然这份意见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出租车行业收份子钱的操作方案,更有许多条款被认为是太过保守,但是,自2015年以来各地进行的出租车改革案例中,取消份子钱、打车拼车软件合法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这一点,在上海、杭州、武汉、义乌等地的改革过程中,早已得到了有效验证。
笔者分析归纳,在去年全国各地进行的出租车改革中,有以下两种模式值得其他各地借鉴。一种是上海和杭州直接取消甚至是退还出租车司机份子钱的模式。这两个城市,都明确规定停止收取经营权有偿使用金,实行经营权无偿有期限使用。另一种是义乌模式。义乌规定,自2018年始,“有序开放出租汽车市场准入和出租汽车数量管控,实现出租汽车市场化资源配置”。这意味着,一个城市出租行业被几家出租车公司垄断的现实,就要被打破。
面对上海、杭州、武汉、义乌等几种模式,所有不进行出租车改革的城市,出现罢运现象就非常容易理解。技术在进步,观念在转变,市场在整合,份子钱仍然还要收,这样的现实只能会让出租车行业越来越凌乱。如果权力抱着既得利益不放,不能释放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权,则出租车司机就会因为生活的窘迫而不断进行诉求表达。而只要是进行出租车改革,就一定要让相关部门、相关官员下定决心,勇于割肉,敢啃硬骨头,否则所有的改革都将是拧巴、别扭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
李克强总理曾多次强调,简政放权不是修指甲。许多地方政府,已经提供了许多可行的经验和做法,也为各地进行出租车行业改革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镜鉴。而且,一些地方政府的做法,都是在尊重了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基础上,尊重了市场规律,还原了政府与市场本应有的纯粹关系。因此,希望更多的城市打破制度和利益藩篱,勇敢地进行改革,为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做些实事。(王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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