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隆林德峨镇14岁的苦孩子杨六斤，6岁时丧父，母亲带着弟弟改嫁了，4年前爷爷奶奶又相继去世，他独自生活在一个空房子里，每个星期仅有堂哥给的10元生活费兼零花钱，常吃野菜乃至野草充饥，还自制工具抓鱼，算是肉菜。5月底，广西电视台播出了他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爱心捐款迄今已达500多万元。

　　如果说杨六斤之前挣扎于生存的边缘地带，处于一个缺少爱的世界，那么，现在火山般爆发的爱心，足以证明我们这个社会其实并不缺少爱。但一点不奇怪的是，每次这样爆炸式的捐款献爱心，都带来很类似的“献爱心后遗症”：一方面捐的钱款似乎“过度”了，另一方面，人们开始担心起爱心捐款的去向。

　　这不，就是媒体的报道，也开始打起架来。6月6日，深圳康桥书院把杨六斤接到学校学习，6月21日，杨六斤堂哥、隆林德峨镇镇政府干部等人来到深圳，要求将杨六斤带回广西，说他现在已经是公众人物，需要他回去处理一些事情，包括捐款。于是有媒体说杨六斤家乡镇政府“抢人”，是将他拖向另一场人为悲剧；而另一家媒体则指责“抢人”报道失实，康桥书院的院长也站出来，否认了“抢人”一事，称由于未履行转学等规范的手续，是在跟广西客人友好地沟通后，才让杨六斤被接回广西的。

　　人心惟危，网友直言不讳地质疑镇政府的动机，是迫于压力还是谋取名利？也有人对杨六斤堂哥表示不信任。但冷静一点看，如果说镇政府以前对“弃儿”不关心不作为，这回参与进来，很可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杨六斤堂哥，虽然自己生活条件很差，能给的资助很有限，但肯定曾是孤苦无依的杨六斤的唯一的依靠。不说对当地政府的指责，因为500多万元的爱心捐款，抡棒去打杨六斤堂哥可能存在的“贪心”，这简直有拿爱心捐款陷受助者亲人于不义的嫌疑。

　　而公众疑心病的病根，首先在于政府保障体系的缺位。虽然《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早就有撤销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起诉者“有关单位”一直没有站出来，使这一条款成为“沉睡法条”，从而对未成年人监护的所谓干预，也就名存实亡了。据民政部2013年发布的数据，我国现有失去父母、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满18周岁未成年人共约61.5万名，其中肯定有不少像杨六斤这样父死母嫁的“事实孤儿”，如果老早把这类“事实孤儿”纳入孤儿保障体系之中，也就不会有什么吃青草活命的“少儿励志故事”了。

　　捐款爆棚、爱心“过度”的背后，有制度缺失、行政不作为的积弊。钱，能帮助有需要的人，能传递爱和温暖，但钱也会伤害爱心的传递。只有当制度确立并有效实施，爱心才不会纠结打架。稳定社会关系，不是靠感情，而是靠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