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副教授，英文国际期刊《中国经济评论》共同主编以及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曾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擅长分析空气污染、能源转型和气候变化等政策的实证问题。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对全球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美国出台的安全经济燃油效率（SAFE）新规则可能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带来哪些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对于全球环境治理意味着什么？面对挑战，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如何应对？从全球疫情应对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记者采访了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张俊杰。

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环境治理也是一个巨大挑战，甚至可能引发生态环境质量的倒退。

　　中国环境报：最近我们关注到这样一则新闻。3月31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美国环境保护局宣布安全经济燃油效率（SAFE）新规则将取代之前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CAFE）规则。这相当于是削弱了奥巴马时代的燃油经济性。美国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宣布这项新规，是否跟疫情有关？

　　张俊杰：我认为是有很大关系的。在全球努力应对疫情扩散之时，美国宣布这项新规，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对于去管制化政策的延续；另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缓解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但这是一种通过牺牲环境来提振经济的方式，我认为这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头。

　　其实从这件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是正相关的。一方面，生态环境的治理和维持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经济增速放缓，投入也会随之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好了，人们才会对生态环境有更高的需求。这么来看，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环境治理也是一个巨大挑战，甚至可能引发生态环境质量的倒退。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美国出台的安全经济燃油效率（SAFE）新规则可能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带来哪些影响？

　　张俊杰：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领域。一个是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带来不好的示范。之前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CAFE）规则，是美国一项非常重要的治理空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节约能源的政策。而此次出台的管理法规，对新生产轻型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年改善幅度要求从5%放宽到了1.5%，法规的名称也从“温室气体和燃油经济性联合管控标准”变成了“更安全更经济的汽车能效法规”。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有两大支柱，一个是针对燃煤电厂和其他固定污染源排放的清洁电力计划，另一个就是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现在这两项都被废除，进一步坐实了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立场的倒退，这会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造成一系列负面的、长远的、实质性的影响。

　　另一个是对汽车生产企业的绿色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汽车生产企业目前正面临一个不利的节点，全球石油价格创出新低，对电动汽车市场造成严重打击，现在美国又下调了燃油经济性标准，那么传统汽车行业就没有动力再进行能效和电动化方面的技术创新，这是一个不好的风向标。

　　高端医药产业是我国很多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已经走上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要谨防回到过去那些发展低端产业的老路。

中国环境报：鉴于疫情对全球环境治理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应对过程中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您有哪些建议？

　　张俊杰：第一，我认为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方向必须坚持。几乎与美国发布SAFE新规则同时，中国为促进汽车消费，确定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延长了两年。这不仅是一个产业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环境政策，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对我国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正向引导。

　　第二，积极应对疫情影响下全球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疫情过后，世界各国都会进行反思。其实现在欧美发达国家也有一些讨论，他们发现跟疫情相关的一些产业很多都在中国。比如原料药、生物制药行业、医疗防护用品制造产业、医疗器械制造等。疫情过后，其他国家可能会出于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本国相关产业重新布局，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高端医药产业是我国很多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都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已经走上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要谨防回到过去那些发展低端产业的老路。除了应对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挑战，也要抓住机遇，比如通过此次疫情，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反应力和能力，下一步就是要不断提高中国制造的标准，对接全球。

　　第三，建议坚持实施经济友好的环境监管措施。世界各国在应对疫情时都在进行选择和权衡，对经济社会管控到什么样的水平才是值得的？哪些措施对经济的干扰最小？其实对于生态环境治理也是一样，如何协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我认为就是坚持法治化和市场化。在法治化方面，近年来国家层面生态环境法律体系逐渐成熟，对部分法律的修订也增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发挥了巨大作用。下一步，还要不断健全环境治理的市场体系，更多地引入市场化手段，给企业更大的灵活度。现在的环境税、排污许可制度等其实就是市场化管理的前置条件，要一以贯之地用好。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种全人类面临的危机，对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全球如何共同应对，如何有效、理性地应对，我相信世界各国都会对此有更多的思考，这对全球环境治理来说会是一个助益。

中国环境报：此次全球疫情的应对可以为未来全球环境治理带来哪些启示？

　　张俊杰：我认为启示是两方面的。一个是会更加重视对于如何有效应对危机的思考。疫情给每个国家都带来非常惨痛的教训，疫情过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一定会进行危机事件应对体制机制建设的反思和总结。气候变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与疫情防控有很大的相似性，面对一种未知的风险时，世界各国普遍有这样一种表现：危机没轮到你，大家都很难相信，一开始是否认、拒绝、淡化，随着事实一波一波到来，逐渐开始恐慌。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一种全人类面临的危机，对于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全球如何共同应对，如何有效、理性地应对，我相信世界各国都会对此有更多的思考，这对全球环境治理来说会是一个助益。

　　另一个启示是，世界各国应该重新思考预防和控制两者之间的关系。中国从1月底疫情暴发到现在已经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国外还会出现这么糟糕的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国外没有进行提前预防，错失了防控的关键时刻，导致现在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应对。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来说也是一样，预防的成本要远低于治理的成本。当我们把历史遗留问题解决好，环境污染问题治理得差不多了，就要把更大的力气放在预防上，包括预防新型污染物、预防新的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等。病毒是可以治愈的，但生态环境破坏尤其是气候变化一旦发生，将是不可逆的，对于全人类都是巨大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