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天津的历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

　　记者：所以这样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同样也需要知识分子的自觉。

　　冯骥才：但是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好像遇到了问题。有一年巴黎的人文基金会请我去讲中国的文化遗产抢救，讲完课后我跟法国的学者聊天，问他们的知识分子是什么状况？法国人说，二战以后在法国知识分子的作用不那么大了，因为全球化的原因，市场的力量太大了，经济太强势了，与科学、军事、政治都捆绑在一起，人文精神就显得弱了。他们说这是一个挺大的问题，法国知识分子也不知道怎么发挥作用。

　　之后我又到剑桥去讲课，见到方德万教授，很有名的学者，我说我看你们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认为英国现在知识分子的作用不那么明显了。方德万问了我一句话，中国还有人问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吗？你们的大学到剑桥来，都会问和我们有什么合作项目，头一次听人谈到知识分子问题。他说英国的知识分子也一样，也在思考在这个社会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记者：您内心的这种思考，其实也和您的人生经历有密切关联。

　　冯骥才：我最近写了一本书，刚刚交给出版社，叫《漩涡里》。在这之前我写了一本书叫《激流中》。我最近两年连着写了四本书，是我半个世纪以来的心灵史。前面一本是写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叫《无路可逃》。第二本从1977年到1979年，叫《凌汛》，松花江每年春天解冻，有时半夜发出巨大的声响，春天的江水把冰胀裂，黑色的江水冲下来，巨大的冰块被冲到岸上，在古代，凌汛发生时带来巨大的力量，经常一块冰就能把一个村庄削平了，我就想到当时那个解冻的时代，写到天津的很多作家，孙犁、方纪、柳溪，和我在全国遇到的作家，我在北京写长篇的时候，遇到冰心、茅盾、秦牧。跟着我写了一本书叫《激流中》，我卷到新时期十年的激流中，那个时代就是纯粹的，每一篇小说发表出来后，每天都会收到一信箱的信。后来我换了个大木头箱子，挂在我住的长沙路房子外面的墙上，每天早起打开箱子那些信“哗”就下来了。我最近又在写上世纪90年代。

　　记者：这个时候您的身份有些转变，做了大量天津老城的保护工作。

　　冯骥才：1992年、1993年前后，第二次改革浪潮之后，带来全国城市的变化。那时候我还在写小说，忽然感到自己熟悉的城市变了，到处都是“拆”字，那个时代人们渴望城市改变，渴望旧貌换新颜，突然感到自己脚下的传统松动，然后情不自禁地从天津老城保护开始，到估衣街的保护。我组织一大批摄影家拍摄老城，拿稿费请他们吃饭，那时候还是用胶卷拍摄，他们不好意思找我报销。请了一批建筑学家、历史学者，来讨论，在各个地方演讲，甚至街头演讲，呼吁老百姓热爱自己的城市。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全部都是自费，卖画，那时候画还不值钱。那个时期也很纯粹。

　　记者：也是从那时候起，您开始面对全国的民间文化保护。

　　冯骥才：那时候我发现，全国的民间文化已经风雨飘摇，所有的文化遗产，马上面临灭亡。我就兴起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在全国把这个事折腾起来了。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就是政协委员，不断在政协呼吁，发现各种问题。做了十几年文化遗产抢救，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古村落，200多万个村落，真要整理起来是个巨大的工程，国务院接受了我们的提议，开始做文化遗产抢救，直到现在还在做，我还是文化部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这样一路下来，写《漩涡里》这本书，就是二十多年来，从命运的历程到心灵的历程，到思考的历程。

　　记者：这些年来社会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识的确越来越强了。

　　冯骥才：还好，国家层面现在有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概念。2015年文代会闭幕那一天，我做了二十多年文联副主席，在主席台上，习近平总书记走过来的时候跟我说：“你现在还做非遗？”我说还做。他说：“这个事你可得把它做好了。”接着又对旁边的李克强总理说：“很重要。”当时我就觉得，国家领导层面非常清楚，国家要保护文化遗产，包括雄安新区的规划，也特别把文化遗产保护放进去。这是国家的大政方略，老百姓也有保护文化遗产的概念，但是问题仍然存在。我最近跑了一趟黔东南，一个多礼拜跑了七个寨子，我觉得问题非常大。前些日子到北京，我跟相关领导说，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这样可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国家提出核心价值观，是非常正确的，怎么落地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