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知识分子应该首先自觉

　　记者：能塌下心在大学跟着您搞研究的学生，应该都很幸福。

　　冯骥才：真正特别理想的、满意的学生，不会太多。在这个社会环境里，尤其是在理工科大学，学计算机、管理、经济的是强势，学历史、考古这些人文学科的是弱势，除非特别热爱，热爱到纯粹的地步。我记得有一次跟两位医生聊天，他们都是专家级的，他们特别佩服天津过去有位医学家朱宪彝先生，说朱先生故去时，把他成都道的洋房捐出来，把他所有的存款，所有的医疗档案，全捐了出来。他们说，这种人现在没有。我就想问，你们都是朱宪彝先生的弟子，也是大医生，为什么不是你们呢？后来我想，因为朱宪彝的时代不是市场的时代，市场的时代一切都跟功利裹在一起了，你就不会像圣徒一样对待你的专业，你这个人就不纯粹了。你也不可能到高峰。但为什么西方会有霍金那样的人，我们为什么没有？恐怕我们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还是价值观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大学教育最重要的是教会学生什么？

　　冯骥才：有一次管教育的政府机构的人问我，冯先生，大学怎么搞素质教育？我说，到了大学还需要搞素质教育吗？我们的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工具式教育，把学生培养成为某一个学科的工具，而不是以人为本，不是为了成就一个人。事业上有成就的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少数，那么没有大成就，就不幸福吗？什么是幸福，恐怕就是价值观的问题吧？我们教育一个人，不仅仅是为了把他教育成工具，为社会所用，我们还是要让一个人感受到生活中、生命中的幸福。

　　比如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否人人都能够做到？怎么办呢？教育首先应该承担责任。比如诚信、敬业，这些如果小时候都没解决，大学怎么解决？大学要解决的是修养、视野。我老跟我的学生说，知识多少不是绝对的问题，我就老觉得自己很多方面的知识不够，比如古典文学，比如国学，我年轻时赶上“文革”，不可能学这些，后来又来不及学。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视野，你的视野有多宽，将来你在社会就会吸收多少东西。这个视野，一个是知识视野，一个是思想视野。

　　记者：在您刚才说的朱宪彝的那个时代，很多人也在追求财富，但朱宪彝却能够不去追求这些东西。为什么现在人做不到？

　　冯骥才：记得2010年左右，我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从经济社会到文明社会》，我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改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因为我们搞阶级斗争吃了很大的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一个词叫经济社会，这是很重要的，没有三中全会，我们国家的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极大解放，也不可能带来持续三四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繁荣。但到了今天，恐怕有一个问题摆在国人面前，我在两会上好几次也讲到，我们总不能说在这几十年里牺牲了空气、土壤，牺牲了我们城市的很多历史性格，牺牲了很多文化遗产，换来那么多的钱，将来又被莫名其妙挥霍出去。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未来的社会应该是要建设一个文明的社会。

　　有一次在两会时，欧阳夏丹问我，你的中国梦是什么，我说我的中国梦是文明，如果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到了一定高度，恐怕就是理想的社会，还有什么比享受文明更好呢？人人都讲秩序，有自律，有崇高的追求，有很好的品质，人和人之间有道德底线，这样的社会是多好的社会。

　　记者：其实这正是人文知识分子要思考，要做的事情。

　　冯骥才：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我说这个观点特别好，我在文章里也写过，知识分子应该是首先自觉的，因为知识分子身处文化领域，对文化最敏感，会首先发现这个时代该做什么，把它提出来，经过决策者反复思辨，认为你的观点是对的，拿到国家的大政方略里去，那就成为了国家层面的文化自觉，各级管理者要执行，更重要的是唤醒民众的自觉，如果全民都有了文化自觉，恐怕是我们最理想的社会。如果人文知识分子没有自觉、自省、自律的话，在这个社会，他也一定要跟功利搅在一块儿，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