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国超过5亿人有家庭医生”的报道遭到网民吐槽，称与自身感觉相去甚远。虽然后来有报道称，卫计委相关人士对大家的疑问，比如家庭医生签约数字等进行回应，并表示服务还要陆续跟上，但网民买账的依然不多。

　　无论承认与否，一个正常的社会总是要存在一定的大卫·休谟式的怀疑主义：我的收入不及全民平均收入，这一数据肯定有问题；我的住房面积没有达到城镇人均面积，这一数据肯定哪里出错了。有关家庭医生覆盖5亿人口的数据引发相当质疑，也是同一个道理。

　　公共服务领域数据的产生，大抵都要经历一场与民众现实体验之间的“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逻辑纠缠。数据的真实与否，与社会怀疑主义并无关系，真实的数据应经得起也配得上质疑者的审视。逻辑纠缠的解开需要大众科学普及与传播，而非人云亦云的起哄。

　　以家庭医生为例，签约行为与就医体验行为是可以分开的独立行为，事实上存在两类异质数据：一类是家庭医生覆盖数据，另一类是初次求助家庭医生病患服务的覆盖率。第一类数据的基本签约范围可以客观测定，签约覆盖率并不等于真实服务覆盖率。而第二类却是以病患发生为随机事件的变动值，事实上还可以分出两个子类：一个是病患发生却没有依约求助；另一个是病患发生依约求助。目前以建立基础设施为目标的签约行为，仅仅是浩大工程的第一步。由此得出的数据，的确需要后续众多数据的支撑，如全科医生的培育进程与分布值。

　　由此我们自然引出一个命题：公共领域数据的发布与披露，如何与民众感受紧密结合起来，使之增强公信力。如果二者反差太大，舆论反弹，不仅数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受到质疑，更会损害党政部门的公信力，甚至使好事变成坏事。

　　首先，信息发布渠道上应有相当的掌控力。数据是在一大堆复杂且不为公众所熟知的专业运算中产生的。在公众并不知悉这一运算包含的要素与含义之前，匆忙披露或在非正规途径公开一个公共领域的数据或信息，容易使效果适得其反。在民众并无经验也无相关知识背景之时，数据的匆忙到来，在当下移动互联网传播时代，负面解读的信息会病毒式地扩散。一个近期相反的例子是，有关房产税的信息，经由全面、含义清楚的权威解读文章的推送之后，得到了很好的传播，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其次，数据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它虽超脱于个体，但也来源于个体。它应有天然的对民众“获得感”的关切。数据与民众现实体验差距的最小值与最大值，应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一旦最大值超出警戒线，数据的发布应慎之又慎，不可好大喜功，否则好事就容易办成坏事。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预案越是做得精细，问题就会处理得越妥当。

　　最后，大凡涉及公共服务，背后是政府公信力，眼前是百姓利益。公共数据与政府信息，既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百姓丈量生活质量与生存活动空间的尺子。随时把政府公信力的维护与百姓利益的体察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把数据工作做得精细和精准，才能将好事真正落实。（作者是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