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一些来自国外的消息引人注目：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二读通过议案，意在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安大略省“南京大屠杀纪念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物理学家郑洪以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经历为题材，历经10年创作的《南京不哭》问世；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第一次走进法国，名为《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的展览，突出了欧美人士对大屠杀的见证……作为惨绝人寰的战争悲剧，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正在更深切地进入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认识，如今到达新的阶段。去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入选的11组档案，均为最典型的南京大屠杀第一手史料。从南京市民罗瑾冒死保存下来的16张侵华日军自拍照片，到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的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从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到美国人贝德士以及幸存者陆李秀英的证词，还包括亲历大屠杀人士的若干日记。这些具有毋庸置疑权威性、真实性和唯一性的材料，对于在全世界形成一种感性记忆，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很多人提起南京大屠杀，第一印象就是“30万”的死难者数字。作为二战三大惨案之一，在国际上却没有形成与其相适应的强大记忆，除了某些势力别有居心地掩盖罪恶和篡改历史，也跟大屠杀记忆在具体层面的建构不足有关。犹太人历史学家舒衡哲认为，大屠杀意味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在一点一滴中显现军国主义的疯狂，在一个又一个故事中显现人性的破碎，更能够让今天的人体味大屠杀受难者对战争犯罪的控诉。

　　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要求，针对的正是弥补和丰富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工作。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整理，其实是从新世纪才集中进行的，这些工作在近些年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大部分已经整理完毕。通过这些资料，人们更能体会切肤之痛的无助与恐惧。就像杰弗里·哈特曼说的那样：“在奥斯维辛之前，我们是只能在想象中体验罪恶的儿童，而在奥斯维辛之后，我们已经不再是儿童。”南京所蕴含的“感情记忆”，只有在深深剖析精神创伤的基础上，才能真诚传递给外面的人，传递给后来的人。

　　走进每一个受难者的世界，是一件艰难的事，但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其意义巨大。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保罗·策兰在《死亡赋格》中写道：每日每夜，我们饮下黑色牛奶，为自己挖掘一座不再拥挤的空中坟墓。所谓的“黑色牛奶”，指的就是无法痊愈的人道伤痛。属于南京的“黑色牛奶”，需要被今天热爱和平与发展的人们，特别是在心理上一直远离东方战场的人们所饮下。南京大屠杀应成为沉埋在人们心中的活生生的历史记忆，因为如果人类没有直面真正的黑暗，就无法解释光明从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