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新一期的《广东党风》杂志披露，2013年底，广东省陆丰市公安局北堤派出所原所长郑浩瀚等人被立案侦查，经查明，被告人郑浩瀚在任北堤所所长期间，伙同该所民警彭海生、蔡兴、李灿钢等人受贿17万后，私下放走涉毒嫌疑人五名。当地纪委分析原因称，该案的发生也或多或少与基层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待遇过低有关。（4月7日《信息时报》）

　　一个基层派出所，7名干警“组团”索贿，私放毒贩，实在让人惊诧。好在两年多前的那场“雷霆扫毒”行动，让其“原形毕露”，不然，类似的“肮脏交易”还将持续，从而令法治蒙羞。然而，痛定思痛，本为缉毒精英，何以沦为“护毒使者”，而且是集体“沦陷”，这背后的原因，难道真如当地有关部门所说，与基层干警的待遇过低有关？

　　诚然，基层公安系统编制有限，警力不足，因而干警的工作强度及压力相对也大。同时，他们年龄普遍偏大，上升空间受限，加上待遇上的落差，或许会造成部分干警不同程度的思想波动。这一点，没有人会否认。但待遇低并非就是受贿的借口，亦无须与必然腐败划等号，更不能成为某些基层派出所集体“沦陷”的理由。因为，对于公安干警，支撑他们的动力，绝不仅仅只有待遇，还有这个职业所必须具备的坚韧与追求。不然，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干警中，同样的待遇条件，“蛀虫”只是少数，更多的则是甘于清贫、默默守护着社会安宁的“人民卫士”？

　　如果说仅停留于理论分析略显苍白，则不妨以此案为例，来看看其集体“沦陷”的成因：首先，作为一个人数不多的基层派出所，若是集体腐败，一定是领导首先“沦陷”。果不其然，不仅涉及金额17万元的整个索贿过程，是在所长的同意或者说授意下完成的，而且索贿后及事发前诸如咨询律师、建立攻守同盟等一应“反侦查”手段，同样是所长在其中主导。尤其是威胁涉案干警“谁先说谁先死”一席话，足显其首犯的身份无疑。

　　其次，“抱团腐败”是其又一个特征：仅有几名干警、一应事尽收眼底的派出所，若要上演对毒贩的“捉放曹”，不可能“单打独斗”。因而，为长久计，欲行腐败，必同时拉其他干警“下水”。这不，此案中两名经办干警索贿后，先截留5万元，其余交给所长，分与其他干警，由此形成所谓“人人有肉吃，个个有钱花”的利益格局。

　　再有，局部腐败也好，全员“沦陷”也好，无不发端于涉毒集团的“利诱”：以金钱诱惑干警下水，往往是毒贩们寻求“保护伞”的常规手段。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意志薄弱的干警，“遭遇”无所不用其极的毒贩，自然是“缴械投降”，甚至“投怀送抱”。本案的7名干警，不就是主动索贿的“活样本”么？

　　更重要的是，原北堤派出所的集体“沦陷”，反衬了当下监管的“若有若无”：在某些地方，监管似乎“头头是道”，但更多的是写在纸上，出现在宣传栏或者领导的讲话中，而在需要监管的环节，却反而成了“一马平川”的“腐败通道”。即便在腐败案件得到查处的地方，往往也是“事后发力”。很明显，若当地对涉事派出所的监管能落到实处，有效预防及中止腐败，7名干警同时“落水”的窝案并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

　　当然，言“待遇低”并非腐败之因，与体恤、关爱干警并不矛盾，尤其是刑警及缉毒警等一线干警，常与罪犯“以命相搏”，更不能让他们“流血又流泪”。因而，关心他们的生活，改善他们的待遇，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都应适时纳入有关部门的议事日程。但话说回来，若把索贿归咎于“待遇低”，则是明显的“误诊”：俗话说，贪是万恶之源，而不是财富的多寡，而人一旦贪得无厌，则只会贪者更贪，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鲜见。若按这样的“误诊”去开具“药方”，势必南辕北辙，引反腐偏离正道。

　　因而，原北堤派出所集体“沦陷”这个前车之鉴，足以让我们警醒：作为监管部门，有必要再次审视，我们的反腐“堤坝”是否藏有“蚁穴”？制度制约是否形同虚设？监管“天网”是否存在“暗角”？而对于我们的干警，尤其是直接面对毒贩的一线干警来说，更须做到，对金钱怀平常心，对“利诱”持警觉性，如此，方能真正做到“久在河边站，也能不湿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