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地方干部向记者讲述了一件观感反差强烈的事——这名干部的叔叔平时说起腐败和不正之风来，那叫一个咬牙切齿。但最近，为了儿子工作的事，他隔三岔五打来电话，让找找关系，安排安排。这名干部纳闷：“老叔，你平日里不最恨这种事吗？”叔叔的回答让他大跌眼镜，又觉得在“情理”之中：“这是自己的事啊，能一样吗！”这位叔叔的表现其实就是腐败亚文化的直接表现。（3月2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在现实生活中，和这位叔叔一样有着类似经历或者相同想法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他们和我们身边的腐败现象一起，共同构成了腐败亚文化多向传递的畸形景观。面对这样的尴尬现实，制度早就在顶层设计上开出了可资操作的药方，比如制定一系列反腐败规章制度和法律，组建专门的反腐败机构，也惩处了大量的腐败分子。但让人寒心的是，这一系列的措施却并没有收到想要的效果，因腐败而形成的腐败亚文化仍萦绕在你我周围。

　　诚如此前诸多评论分析的那样，之所以会形成现在这样的局面，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监管部门监督不力、执法机构没能将法律条款落到实处而造成。从宏观上看，这样的归因没有任何问题，但在操作层面，它却无助于腐败亚文化走出当下的怪圈，也不利于公民个体通过自我的行动去向这样的亚文化说“不”。

　　因为现实早已无数次告诉我们，不管是腐败还是由腐败催生的一系列潜规则，它们都有着共通的特点：即普遍的被复制性和强烈的渗透性。这两大特性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都可能在它的示范下不断的去模仿和尝试腐败行为，而当这些尝试都屡试不爽且又能给自己带来切实的便利时，他们便会在内心深处去接受这样的价值并不断的将它传送给身边的人，这个时候，主流价值便面临着被逆淘汰的风险。

　　比起执行不力的监管和落实不到位的法律，这样的行为其实才更为可怕。一方面，这悄无声息的恶习侵染，它直接导致了腐败亚文化代际传承的最终完成。试想，当我们的身边总是充斥着谁不同流合污谁就要出局的隐形规则时，当精英阶层、甚至我们的父母，都通过自身的行为向我们反证着腐败亚文化可以为自己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时，我们又怎能从这积弊已久的恶习中抽出身来？

　　另一方面，它还直接导致了整个社会中的大多数都失去了向腐败亚文化说“不”的能力。虽然大家都知道维持着这样的现状对彼此都不好，但碍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各方又都不愿意去打破这可怕的沉默，久而久之，大家也都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和和要改变它的决心，消极的从众效应由此形成。

　　古人云：“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因此，要想从根本上去除腐败亚文化滋生的土壤，法律制度上的阻断只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更为重要的，则是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体都不要做拒绝腐败亚文化的局外人。大至权力机构、精英阶层，小至家庭组织，都应该通过自我的示范做反腐败亚文化的带头人，只有当社会中的每一个公民都自觉的远离它时，制度的刚性才可能良性的展现出来。不要觉得腐败亚文化离我们很远，也不要认为它是权力拥有者该管的事，其实它离我们很近，近得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构成或消解它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