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部门、食药监部门等，都出台了国家层面的举报奖励制度，环保部门也可以借鉴类似有效的做法。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靖江毒地”事件发生两年多后，江苏省靖江市政府开出一张30万元的支票，用于奖励“毒地”污染举报人周建刚。重奖30万元，对周建刚而言是“意外的惊喜”，也创下国内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最高纪录。

　　举报环境违法获奖30万元多不多？应该说，这个奖励是合适的，因为这次举报的是一个全国典型的环境污染大案：有关部门在“毒地”挖出疑似危废5900多吨，涉案公司签订1.9亿元环境修复协议，而且此案也是由最高检、环保部、公安部联合督办的。无论是从举报人付出的艰辛，还是举报人所作出的贡献看，这个奖励都是应得的。

　　但问题在于，奖励30万元似乎没有政策依据。因为根据《江苏省举报环境违法行为奖励办法》规定，举报环境违法，最高奖也就是3000元，此笔奖金靖江市环保局去年已兑现，而现在这笔30万元的奖励是市政府研究后决定的，是一个临时“动议”。市里和省里的奖励悬殊如此之大，人们自然想到去查询国家层面关于举报环境违法的奖励规定，继而发现全国各地的举报奖励标准之“乱”：一是奖励标准差距大。例如，江苏最高奖励是3000元，贵州最高奖是1万元，北京、天津最高奖都是5万元。二是“头小尾大”，江苏省规定最高奖3000元，而苏州市最高奖却是5万元。奖励标准的制定自有多种因素的考量，但市里和省里的标准差距过大，执行效果或许难以保证，而标准本身恐怕也难服众。

　　应该说，环境保护离不开群众参与，举报环境违法尤其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环保部官员曾表示“没有公众参与，环保事业就变成少数人的事而最终一事无成”。因此，建立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鼓励社会公众检举监督身边的环境违法现象，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良好氛围，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目前需要加强该项制度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制定规范性文件。一方面出台统一的奖励原则和标准，另一方面，赋予地方出台奖励规定的权利，但必须在国家规定的框架内制定地方标准。事实上，国家工商部门、食药监部门等，都出台了国家层面的举报奖励制度，环保部门也可以借鉴类似有效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