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造假骗取批文生产出来的药品，甚至比假药危害性更大，不但能逃避监管，还使得执法部门无法查处，消费者无法投诉索赔。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司法解释，首次将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纳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见4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新药上市须先获得批准文号，获得批准文号须有临床试验数据支持，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关乎民众的生命健康，兹事体大，所以临床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可靠，容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半点虚假。

　　然而，目前药物临床数据造假问题却令人吃惊——2015年国家食药监总局发布公告，要求申请人对申请上市和进口的1622个临床试验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进行自查；一年后，撤回申请数量占到注册申请总数的83%！为什么超过八成的申请被主动撤回？其中原因不难猜测。

　　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发现、查实殊为不易，而处罚一直以来都是依据《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措施包括警告、责令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拉入黑名单等，均限于行政处罚，且处罚对象以机构为主，对个人的处罚力度更有限，某种程度上更像“罚酒三杯”。

　　显然，相对于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带来的巨大危害，处罚力度就显得严重不对等，亟须加大处罚力度。根据此司法解释，“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这就是说，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并骗取批文将视同卖假药，与卖假药同罪。而根据《刑法》，生产、销售假药罪最高可判处死刑。

　　从行政处罚到最高可判处死刑，这个跨度的确很大。将药物临床数据造假等同于卖假药，笔者认为，很有道理、很必要。因为用虚假数据骗取药品批文，生产出来的药品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存疑，本质上与假药无异，只是披着一层合法的外衣，而这层外衣是通过弄虚作假获得的。而且，这些药品将会对民众的生命健康造成难以预料的危害，在后果上也与假药无异。

　　进一步说，靠造假骗取批文生产出来的药品，甚至比假药危害性更大。因为，当执法部门在市场上发现假药时，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查处；当消费者买到假药时，可以理直气壮地投诉索赔。而那些有正规批文、披着合法外衣的“真的假药”，则具有迷惑性和欺骗性，使得执法部门无法查处，消费者无法投诉索赔，其造成的危害无疑更大。所以，加大对药物临床数据造假的惩处力度，十分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