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看到一篇文章，说是有日本学者质疑我国古代文士风骨，这让人颇为不满，不过，身为学者的作者却不敢独断东夷之徒一派胡言，只好窃窃细语证据不足之类。这不免牵引着人走神儿。

　　论起来，所谓文士范儿的身影，多半出于史籍，美丑不论，难逃断章取义，所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的洞察，才成了史家的碑铭。上古以来，文人无不承袭“官修”道统，即便是学派、门徒，都是各家自说自话，美丑一端一定是难免的。

　　这么一想，也解释了之前的一些疑惑，比如起始于宋代的忧国忧民思想，先天下之忧，后天下之乐，说了几百年也没整出个像样的东西来，庙堂建筑不说，连思想也仍旧是满地的残渣碎片。原来很可能就是说说而已，未必就是舍得付出身家性命的理想，或许连小小的物化利益都不愿意出让，真的就成了“空谈误国”。

　　其实就历史人物而言，修饰必然不可避免，即便如老外那边厢“民修”历史的叙说也应该是如此。具体咱没研究，不过从哲学家的视野来看，也算是可以一目了然吧。感觉而言，从尼采往前，不管是权力不能私有，还是天赋人权之类的学问，列位大脑袋在论及社会、人以及利益关系的时候，都喜欢把历史描述的人物拿出来分析絮叨，然而，到了晚近，各山寨、门派的长老论述同类情怀、心理现象的时候，完全抛弃了历史画像，反是没完没了地翻腾出小说演义的虚构影像来证明学问。

　　这很有意思，显然历史人物不真实的味道太浓，所言所述或者即便真有也是片面、扭曲的有，反倒是演义虚构的人物形象生动鲜活，拥有丰富的色彩，更能展示全貌，故而以此来判断社会、谈论人生或有更多说服力。

　　拿东土伟岸的角色来说，如朱熹、范仲淹之属，虽被人挖掘出污浊的隐私，但总体形象还是出淤泥而不染的。不说思想家，国学系统里很多落魄的神怪小说写手，也都是个个辉光四溢，结果是国学道统文化驯养下的门徒见不得人品、人格有暇之识字刁民。末了是“知识分子”落下自我吹嘘的毛病，非得装出个（应该说是虚饰成）绝尘高洁的模样。总之，历史书籍的文字大多就是如此了。

　　可真要从演义小说中来刨根问底，意义可能会南辕北辙。比如，我们不去理会正史传记中的文字，作为知识分子的形象，《水浒》中的宋江也许更真实。

　　及时雨作为小文员当然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了，人也有理想，郁闷酒喝多了还会写“反诗”，可真被大家伙推作决策人了，他却一点公共情怀也没有，什么“替天行道”之类完全被自己私念的“出路”所取代，招安迷了心窍不说，还置弟兄们的生死于不顾，为图谋私家功名挥师屠戮。和他同类的小学教员吴用，也是相同的心机，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嘛。

　　比起大义凛然的范希文、王安石，宋公明和举人范进的理想或许更有知识阶层普遍的心理，然而，不论是讥讽还是美誉，小说虚构也只会是个体所谓“典型化”的特征，在时序延展的特定环境里确实能够突出某种意义，但未必可以成为人生指南，《平凡的世界》激励过不少人，但相信现实中，绝对不会有第二个有机会做公务员却又下到地道里挖煤、以实现理想的奇人……

　　可见小说演义也摆脱不了偏执建构的桎梏，事实上，历史的、文学的，甚或是现实的人生范本就不是可以言说的“客观对象”，把某些代表异化标签（比如金钱）的鲜活身体行迹作为愿景或许可以，但视为书写人生的模范就很不好学，就如改编自芥川龙之介小说的电影《罗生门》讲述的：所有的人都在撒谎。真若如此，芥川和黑泽明不是也在撒谎吗？这个悖论可以解决吗？

　　所以，没必要纠缠是不是风骨、品行之类的叙述，史籍、小说都是相同文化体系下模式化想象的产物，现实的人生同样如此，宣称理想可以脱离低级趣味或者避开“荒诞”的时间雕刻，本身很可能就是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