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假调料中心”到“假鞋之都”，相关监管部门有责任以明确的规则和强力的监管，为这种群体病变消毒、疗治。

　　1月16日，天津“北方调料造假中心”和莆田“假鞋之都”的新闻同时曝光。一个是年产值以亿元计、造假历史长达十多年、产品流向全国的假冒调料品生产线，一个是号称“让全世界穿上名牌鞋”，伪造“防伪码”、更改物流信息甚至带动整个城市GDP的莆田“假鞋之都”。（见1月16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

　　全村、全镇制造假调料和昼伏夜出的莆田鞋业“鬼市”，其巨大能量与千般手段，着实让人心头一颤。

　　造假生意红火的背后，是当地老少同上阵、作坊工厂齐开工的“盛况”。在很大程度上，制假售假产业链已成为“造假之乡”民间创收的重要支撑。追根溯源，是什么驱动他们这么多年如此大规模地造假？

　　观察“造假之乡”，可以厘清两个逻辑。其一，冗余而分散的人力、技术、设备等资源，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约束，异变成灰色经济的一环并不意外。比如，莆田尚未探索出鞋业转型的可行之路，那些等不起、不愿等的利益攸关方难免会通过非法渠道变现；其二，一方红火的“地下经济”诱发更广泛的道德沉沦，这既包括市场道德水准的失守，也包括公共管理的退化。

　　比如莆田鞋“鬼市”不仅制假售假司空见惯，由此衍生的跨行业的信息造假和职业腐败也是家常便饭——快递公司配合伪造发货信息；某些执法人员权力寻租等。通用的商业伦理和公共规则都被一整套潜规则取代，由此所形成的利益同盟成了假货产业链的中坚力量和最大获益者。

　　从“假调料中心”到“假鞋之都”，一些地方宗族式利益纽带和一系列潜规则是造成某种灰色商业模式的复制与蔓延的重要根源，相关监管部门有责任以明确的规则和强力的监管，为这种群体病变消毒、疗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