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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由于许多外来人口返乡过年，一些大城市几乎上演了“空城计”，让城里人一下子觉得没了往日的方便。在北京，由于小时工短缺，许多家政公司春节期间已经将日薪提高到500元以上。在云南昆明，节后这几天，开价1.2万元，也不一定预约得到月嫂。“春节用工荒”问题由来已久，其背后成因复杂。

融入城市，能否更顺畅

　　城市春节用工荒的报道，不是第一次见。类似的情形，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上演。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在中国人的习惯认知中，没有比回家过年更大的事情。从保安、保洁员、家政人员，到钟点工、洗碗工，都要在这个时候回乡，去见白发爹娘和年幼儿女。当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像潮水般从城市退出，元宵节左右才能归来，带来的自然就是城市春节前后普遍感觉的招工难。

　　然而，仅仅以常识来诠释城市里的春节用工荒，可能不够。正如有媒体所调查的，单从时间上论，和往年相比，小饭店、理发店、小商店里的这些城市服务员工，去年回家还更早一些。因为大家觉得挣钱太少，干脆早点回家过年，结果就显出城市的不便了。

　　换而言之，造成城市春节用工荒的缘由，既有某种“必须回家过年”的心理惯性，更重要的缘由仍是城市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吸引力和黏合力不强。

　　关键问题，在于城市没有足够善待这些外地的务工者。待遇上，除却春节期间供需失衡下开出的高价，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收入整体上仍显得相对寒酸；情感上，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很难享受到同等的市民待遇，在他们心里，自己不过是城市的过客或雇工。正因如此，一旦春节来临，他们就会不顾一切，执著地要回家，回到自己那个真实的家中。

　　所以，我们更应反思外来务工者融入城市之难。

　　城镇化在高歌猛进，但在城市中依旧存在着市民和外来务工者的巨大差别。他们在城市里买不起房，甚至连租房往往都会成为生活极大负担，所谓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问题，能与市民待遇接轨也不那么容易。外来务工人员要想融入城市，还是格外艰难，所以他们难以成为稳定的城市务工者。

　　从来没有可以“独立运行”的城市。让城市里的春节用工荒不再重演，只能加快城镇化的进程，让人真正成为城市化中的核心命题，让城市的待遇和福利覆盖到每一个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这对城市外来工亦不例外。（王聃）

背后也是乡愁

　　春节用工荒问题，不会在短时间内解决，甚至不可能解决。之所以作出这个判断，不仅仅是专家所讲的制度性改革问题，还涉及复杂的文化心理问题。

　　春节的舆论场，几乎把乡愁绑架了，大家都是满腹离骚，呦呦鹿鸣，沉吟至今。

　　而节后用工荒，是因为大量农民工返乡了，他们为了多享受一些亲情时光，一时还没有赶回来。这其实是一种“乡愁”，只是由于农民工群体“讷于言而敏于行”，没有矫情地说自己也有乡愁而已。

　　当我们进行这样的叙述时，不难看到群体的分歧甚至隔阂。我们津津乐道乡愁时，并没有正视农民工也有乡愁，也有文化的需求。

　　乡愁是普遍性的，与文化文凭、岗位地位等外在因素，没有必然联系。正是因为这一文化心理的普遍性，只要城乡差距依然存在，那么大量农民工还会选择春节返乡。

　　很赞同一种观点：不能只在“用工荒”时才想起农民工。当我们追溯“中国奇迹”时，在承认城市自身的努力，以及知识人才的作用时，也不要否认乡村的支持，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付出。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暖春之旅，不会有这么多农民工涌入城市，也不会让城市化进程这么春风得意。应该看到，相对于过去，农民工的地位已然上升，可相对于城市人的地位，相对于他们应该得到的还远远不及。

　　这不仅涉及经济收入，还涉及户籍、住房、医疗、就学等城乡二元制度问题。这些问题的交集，让很多农民工难有归属感。由于很难融入城市，在他们心中“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如果融入顺利，就可能不会回乡，而是把亲人接到城市。如果春节工资回报合理，即使选择了返乡，也可能早早归来。

　　解决制度性问题，唯有制度性改革。我们希望看到，城市通过结构性改革，让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让他们“来了就是一家人”。（毛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