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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察:信用构建离不开平等与公开
//m.auribault.com2014-05-10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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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家层面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已上报国务院。

  根据规划,2017年将建成集合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交通违章等信用信息的统一平台,初步构建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等四大领域为主体的信用体系。

  人们对此期待颇高。

  信用是一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底线,一个有信用污点的人,理应寸步难行。西方有句名言:他骗了所有人,最后他发现他被所有人骗了。而在中国,2000多年前就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一直是治理者弘扬的价值观,民间流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则从更朴素的角度,表述了信用的奖惩效应。

  但毋庸讳言,与契约精神相对应,西方社会在构建信用体系方面在当代要走得更远一些。以1860年美国纽约布鲁克林成立第一家信用局为标志,西方国家建立信用制度已有150多年的历史,人们认为,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与征信体系的完善程度是正相关的。

  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已然启幕,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迫切性显然是无须置疑的。转型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被一次次拎出来检讨。从食品安全、环境治理、政令“半夜鸡叫”……到老人倒地“不敢扶”,信用危机成为压在人们心头沉重的痛。

  诚信问题,一半关乎道德,一半关乎制度。

  最近网络上流行着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中国——不守规则的世界”。

  文章认为,“钻空子”是中国人上自官员下至百姓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因此,“恐怕任何完美的制度都依然能被钻漏洞,所有的体制都约束不了国人”。

  这显然有失偏颇。承认人无完人,这是一种宽容精神,但制度也绝对没有“完美”的。言及信用或规则,任何“精英思维”都是有害无益的,在信用的天平上,平等是唯一的砝码。

  当下语境中,人们既有理由期待以信用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会更公平公正,但也有理由质疑:在特权依然盛行的体制环境中,信用会不会沦为新的寻租工具。

  任何时候,特权都是公信力的毒药,离开平等与透明,征信的机制就会失去民心。

  比如,从汽车社会的角度考量,当前一个关系到信用信息征集公平性的重要因素是,私家车与少数特权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是不是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评论认为,如果普通公民因一次交通违法就影响个人信用,而同时,仍有特权车可以逍遥法外,那么,藏在“障眼法”背后的特权和“躺在案板上”的公民信用无疑会成为笑柄。

  公平、公正、公开的征信体系是构建信用社会的基础,而信用体系的生命力和权威性,更源于“人人平等的制度路径和实践”。

  取信于民是治理者的信托责任,信用数据需要民心基础,这就首先要求铲除特权。

  按主体不同,社会诚信可分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部分。如果将诚信体系建设也比喻为“穿衣服扣扣子”,那么政府诚信显然是必须要扣好的第一颗“扣子”,一个真正值得期待的社会信用体系应该是,政府不仅是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也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

  因此,人们也注意到,此次提交的“规划”将政务诚信放在最前面,这很契合诚信的演绎逻辑——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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