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历史故事是古今社会道德建设的重要途径，譬如我们常常提起的孔融让梨和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西方也有许多励志的历史故事，譬如李维写过《罗马史》，讲述执政官布鲁图斯怀着痛苦心情处死自己的两个年少儿子，因为他们参与了复辟王政的阴谋。布鲁图斯事迹的真实性受到历史学者的怀疑，不过这并不妨碍参与过法国大革命的雅各·路易·大卫以及其他画家就这一题材创作著名的美术作品，宣传共和国的理想和品德。可惜的是，并非所有历史故事都有清楚无误的正面道德寓意。

　　现代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考证落实，人们禁不住去探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围绕美国二战末期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的故事，学者有深度的反思，也做了实证研究，但是尚未有完全一致的见解。三位杰出的美国学者对杜鲁门总统的这一决定发表过精辟见解。我们在处理中日美三国关系以及相关历史问题时，了解美国社会精英看问题的独特视角，应该是没有坏处的。

　　在哈佛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的沃尔泽有名著《正义与非正义战争》（1977）。他借用丘吉尔的话说，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会出现正义一方不得不面对的“极度紧迫情势”，譬如1939年的英国在军事上有可能被纳粹德国击败，英国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都面临危险。此时正义一方如果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譬如对德国城市进行无差别的轰炸。但是在德国军事上已经失败的1945年春，英国空军用夜间轰炸毁灭整个德累斯顿，就完全违背了正义战争不伤害平民的原则，也让丘吉尔后来觉得内疚。按照这样的标准，对美国在日本投掷原子弹应该如何评价？沃尔泽认为，除了投掷原子弹和大规模使用燃烧弹，美国完全有别的途径减少对日作战伤亡，得胜的速度会放慢，但是并无必要采取使用核武器这一极端手段。

　　哲学教授罗尔斯在哈佛任教40年，在美国思想界地位突出。他战后曾经在日本驻扎，亲眼目睹原子弹爆炸遗址的惨状。他指出，美国对日作战无疑是一场回应侵略的正义战争，但是在结束战争的时候，杜鲁门使用原子弹意味着他把敌方的平民也看成是邪恶对手，而且没有给已经在军事上失败的日本谈判的机会。罗尔斯所谈论的正确决策，正如他自己所界定的，只有“理想状态的政治家”才能做出。而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在遭受原子弹轰炸和苏联出兵之前，日本政府难道真的有承认失败的诚意，并能够让杜鲁门产生善意吗？

　　耶鲁大学教授卡根的立场与沃尔泽和罗尔斯完全不同，完全不怀疑使用原子弹的正当性。他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里面说，沃尔泽和罗尔斯形成前述看法的基础是一些历史学者对相关史实的错误陈述。他提出，担忧美军在占领日本战事中遭受可能接近百万的巨大伤亡，给了杜鲁门及其军事将领巨大的压力，是投掷原子弹的真实理由；使用核弹大大减少了双方军民的生命损失。卡根还强调说，经常被否定的真相是，在遭受原子弹轰炸之前，日本政府从来没有认真谈判和接受投降的意图，其国策是“战斗到最后一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假如美国更加清楚地让日本了解原子弹的威力或者苏联的出兵计划，日本就会放下武器。事实上，在8月6日和9日原子弹先后炸毁广岛和长崎之后，在苏联8月8日出兵之后，日本军方领袖依然表示，军队和人民能够“沉重打击敌人”。卡根认为，第二次对日使用原子弹让日本天皇意识到，抵抗再无益处，投降是唯一的选择，而仅仅威胁使用原子弹完全不可能让日本屈服。但是使用原子弹，绝不是让人欣喜若狂的事情，尽管当时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媒体曾经这样欢呼。

　　沃尔泽在评论广岛遭遇原子弹轰击的时候曾经说，日本从来没有对和平与自由构成像德国那样的严重威胁。一个美国人可能会这样说，如果他是一个中国人，曾经生活在1937年12月沦陷的南京，他绝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和言论。卡根用不同方式讲述了杜鲁门决定使用原子弹的故事：这可能是坏处最小的选择，不过仍然是导致生命消逝和让人感到悲哀的选择。

　　没有了这一种悲哀，人们就会落入这一历史故事背后深不可测的道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