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的微博2月28日被销号后，西方媒体和国内有些人把事情朝着中国“打压言论自由”方向解读。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工信部上月中发布的《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也再次受到关注，部分舆论引申认为“自媒体行业即将崩溃”，扩大了不安氛围。

　　实事求是看，国家整顿网上舆论秩序的姿态已经越来越清晰，用错误甚至违法言论吸引眼球并构建利益模式今后会越走路越窄，这一大判断应当是成立的。相关人士和机构若能及早主动调整，顺应这一趋势，恐怕是积极和有智慧的。

　　关于言论自由这个相当老的争议，中国与西方谈不到一起，它的答案并不在辩论本身的字里行间，也不能看谁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多舆论的呼应。这是体制竞争的重要部分，实践将检验对错，国运将提供证据。

　　当下近距离看这个问题，中国国内自身的参照资源实在太少。外部的参照体系又不那么可靠，比如同样的舆论体制在不同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没有人能断定中国如果放弃对互联网舆论阵地的管控，我们将面对的究竟是哪部分国家的命运。

　　我们只能摸索着往前走，把外部不同的实践情况同国内现实进行比对，并且实事求是地评估互联网在中国迄今走过的历程。我们不能以一种绝对理念来指导管理如此复杂、庞大的互联网事务，客观求实是我们战胜这一挑战的唯一保障。

　　首先，中国拥抱互联网时代的态度一定是积极、开放的，求稳不能是这一领域工作的第一出发点。我们需要坦然接受新事物，敢于承受部分风险。对外开放的国策确实让我们经受了种种考验，但回过头看，中国无疑是开放政策的大赢家，我们得到的东西比付出的代价要多得多。

　　第二，中国向国际互联网全面开放的过程应当是可控的，其可控的把握性需同国家战略安全的实际需求相对应。不能不说，随着中美发展模式竞争的加剧，也随着中国经济军事能力的增强，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一些势力挑战中国的首选领域。由于中西交流变得面宽且深，西方的意识形态杠杆使用起来愈发方便。尽管有些人听不进去，但我们说的是事实。

　　上述两方面构成了中国互联网管理的两大动力，也提供了塑造网上治理政策的两把刻刀。它们有可能同时出现，也有可能前后出现，但它们肯定一个也不能缺席。

　　回望中国互联网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有开放愿望的推动，也有规则建设的冷静跟进。与此相关的困惑与摩擦可谓一路相随，形成了今天中国互联网实力既相当强大，又与西方国家和主要发展中大国不太一样的格局。比如中国出现BAT这样的互联网巨头，这是世界上除美国之外仅有的现象。互联网成长为中国时政信息的主阵地，它的新闻主流程度比大多数西方国家还要高很多。这些按说是“言论自由”的加分因素，但与此同时，围绕“言论自由”的争议也集中在互联网上爆发。

　　中国出现一茬又一茬的“互联网舆论领袖”，这在世界上也很突出。可以说，互联网成为中国探索舆论多元化和建设性的巨大试验场。人们感觉有时管得“松些”，有时管得“紧些”，尽管当时的考虑未必是“尝试”或“探索”，但从更长的时段上看，它们的这些意义非常清楚。

　　互联网上活跃的人和力量需要了解这一大的轮廓和节奏，大家既要敢闯敢为，也必须建立大局观，确保方向大致不偏，在拥有爆发力的同时，也能做到在关键时刻和位置上克制。慵懒和极端都与互联网上的长期建树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