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某著名门户网站开展了一项题为“如果政府财政补贴你会生二孩吗？”的调查，到目前为止，43077人参加了投票，其中50.7%明确表示不会，26.0%说会，23.2%不好说。即便补贴，也有一半的人不选择生二孩，这个调查结果在网上、在社会上都引起很大的反响。

　　这个统计也和人口学家梁建章的调查结果（在城市里面大概有70%—80%的人都说自己很想生二孩，但真正愿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不谋而合。看来，单纯放开二孩政策，还不足以提高生育意愿。加大补贴力度，也不见得能提高生育水平。政策原初目标可能出现背离，根源何在，值得我们深思。

　　生育意愿低，是一个有数据支撑的事实。数据显示2013年11月上海市卫计委对8500名在婚(含初婚、再婚)、年龄为20—50周岁、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为本市户籍人口进行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在婚户籍人口平均生育意愿为1.46个，夫妻双方是否为独生子女对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介于1.45—1.48之间。另据统计，2011年上海市有1.2万对夫妇申请生育二孩，实际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真正怀孕；双独夫妻中生育二胎的比例仅8.6%。

　　孩子的养育成本高，严重影响了生育意愿及生育行为。2013年11月的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总收入6万元及以下的被调查对象中愿意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为43.42%，平均生育意愿为1.38个，当家庭总收入超过20万时，愿意生育2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达到61.06%，平均生育意愿上升到1.60个。

　　女性面临的职场压力，使生育安排不断后推甚至取消。从2001年到2014年上海户籍育龄妇女的初育年龄从26.53岁推迟到了28.66岁，13年间推迟了2.13岁。初育年龄的推迟不仅不利于生育质量，也会造成怀孕几率下降。

　　此外，不孕不育问题严重，也是一个客观因素。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中国每8对适龄夫妻就有1对不孕或不育，且以80后居多，也就是说约有12.5%的80后将面临严重的生育危机，其中男性不育因素占不孕不育原因的三分之一。

　　由是观之，人们通常认为经济考量是制约生产意愿高低的重要因素，这种观念并不全面，它或许是很重要，但不见得是决定性因素。事实上，制约生育意愿的要素相当复杂，我们可能忽视了其中一些文化、价值观、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因素。我们也可以借此理解，为什么财政补贴的手段，会在某种程度上失灵。

　　其实我们要做的还有许多。应当告诉公众，生育和抚养孩子是家庭的决定，但也是公民对国家和社会发展应当承担的责任，这是转变价值观；应当加大投入帮助部分育龄人群克服生育障碍，着力改善育龄人群生育能力，这是克服不利环境影响的切实举措；甚至还应加大对配套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并着力解决日益突出的性别失衡问题，这是解决社会层面的冲突……总之，我们要做的，远不止一个补贴。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