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疾控中心联合中国控烟协会通报，自2013年中办、国办发布领导干部“禁烟令”一年来，黑龙江、湖南、广西、青海四省区对“两办”通知不转发、不贯彻、不落实、不执行，成为死角。（1月6日《北京晨报》）

　　《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通知》已发布超过1年，但仍有4个省区“成为死角”，这样的“禁烟令”落实状况，无疑令人倍感遗憾和失望。

　　这不仅是因为从作风建设角度，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做法明显有违“反四风”要求；更是因为从“禁烟”角度，这一“禁烟令”未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的现实，也很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妨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控烟政策的有效推行和实施。而最近国家卫计委起草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已明确，“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在我国庞大烟民群体中，公务员一直都是吸烟率非常高的“重灾区”之一。

　　如此前江苏省疾控中心的调查显示，在医务人员、公务员和教师三类人群中，公务员吸烟率最高，达到40．1％。而2013年北京市爱卫会的调查也显示，超过7成的机关、单位领导班子中都有“烟民”存在，超3成“一把手”吸烟。

　　而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得不到认真的贯彻落实，势必不仅无助于改变公务员吸烟 “重灾区”，而且也不可能通过“领导干部带头”来充分发挥 “以良好的政风带动民风”的作用。

　　当然，在为4省区未充分贯彻落实“禁烟令”感到遗憾失望的同时，也要清醒意识到，对此也没必要太感意外和不解。

　　一方面，应该看到，其一，除了上述4省区，其他省区“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的贯彻落实情况究竟如何，目前还没有翔实具体的事实证据；其二，就“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而言，“领导干部带头”固然是非常必要的一个环节，但它显然又远远不是事情的全部，除此之外，全民的广泛参与、公共场所禁烟执法的充分到位，事实上才是更为关键的环节。我们知道，近年来全国许多城市都曾出台过地方性控烟条例，但现实中的实施状况却一直难如人意，“公共场所吸烟现象仍十分普遍”，一些城市甚至“几年没有开出一张禁烟罚单”。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站在“全面控烟”角度，“公共场所禁烟”其实也并非“全面控烟”的全部。

　　除此之外，进一步的措施事实上还有许多，如在烟草销售方面，全面彻底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在卷烟包装标识上印制“大而明确、醒目和清晰”的图形警示；在烟草税收方面，进一步提高烟草税率、抑制烟草消费；在烟草管理方面，改变现行“政商不分”、在“控烟—卖烟”上存在严重角色和利益冲突的烟草专卖体制。而在所有这些“全面控烟”方面，目前我们无疑还存在许多 “短板”，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最近审议的《广告法》修订草案，在禁止一切烟草广告方面仍留下许多 “口子”；相比控烟先进国家，我国烟草税率仍明显偏低，烟草税占零售价的比例只有43．7％－48．7％，而国际烟草税负的平均水平65％－70％。

　　而要彻底改变这些，显然不能仅靠“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也不能只警惕这方面存在的“死角”，还需进一步在其他更多更广泛的控烟领域也实行 “领导干部带头”，进而确保推动落实《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明确的各项全面控烟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