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大年的生命结束了，然而，对于他的思念、关于他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身处发达国家，学术出众、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生活优渥，黄大年为何选择回国？弄不明白这个问题就无法真正理解黄大年。回国后，他那么珍惜时间，拼命工作；他那么喜欢教书，倾心育人；他那么淡泊名利，甘于奉献。这一切缘于什么？

　　“黄大年之问”或许给出了答案。

　　黄大年在世时，常谈起邓稼先等老一辈科学家。他曾在朋友圈提出“黄大年之问”——“看到他，你会知道怎样才能一生无悔，什么才能称之为中国脊梁。当你面临同样选择时，你是否会像他那样，义无反顾？”

　　毫无疑问，黄大年做到了。他像邓稼先一样，海外学成归国，也像邓稼先一样，把一切献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需要的事业。从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到黄大年，前后一甲子，两次归国潮，让两代科学家魂牵梦萦的是同一个地方——祖国，让他们毅然决然踏上归程的是同一种动力——报国。

　　熟悉他的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这样评价，“大年是一个具有极其强烈的报国理想和报国冲动的人”。这种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情怀，是流淌在中华文化血脉里生生不息的基因，是打开黄大年精神世界的钥匙。“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我从未和祖国分开过，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我要是不行了,请把我的电脑交给国家,里面的研究资料很重要。”黄大年把个人的“小我”完全融入了国家、社会的“大我”，用“小我”助力“大我”，以“大我”实现“小我”，在地球物理学领域纵情拼搏，在时代的浪潮里弄潮起舞。

　　有些人怕他，有些人不喜欢他。黄大年不能忍受工作随意拖沓，人浮于事，碰到这种情况，他会发火。有人找他争取经费，他直言“我没有对手，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甚至连自己所在的大学和学院也没有多得一分钱。在黄大年的急躁和“不近人情”面前，究竟孰是孰非，不难判别。只是我们对拖沓和人情习以为常，遇到像黄大年这样较真的，反倒不习惯了。

　　这样的情况并不只在黄大年身上发生。我们该反思，怎样学习留学人员的好做法，使相关工作规范高效。这样的反思和跟进，有时是对黄大年们爱国情怀的最好回应。很多留学人员，爱国归国报国，最看重的不是生活条件、物质待遇，而是工作环境，他们是真心想把一生所学献给国家。当国家宏观政策越来越吸引留学人员归来时，中观和微观层面，要保证宏观政策不走形、不变样，使留学人员愿意留下来大显身手，尽情展现爱国情怀。

　　父母临终时，留给黄大年的是同一句话:你是有祖国的人。而今，他足以坦然面谒双亲。他出色地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黄大年之问”，把心有大我、至诚报国挥洒得淋漓尽致。在黄大年身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崇高的情怀，一桩桩，一件件，细微而感人。

　　凝思黄大年，思及深处，是对自己心灵的叩问审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在各人的岗位上，哪怕平凡，也始终爱岗敬业，永远恪尽职守，把属于自己的那份工作做得好一些、再好一些。无数个你我，汇集起来，奔腾向前，用同样的中国心，拥抱同样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