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齐人冯谖托食于孟尝君门下，居有顷，先是抱怨“食无鱼”，后又抱怨“出无车”，消极怠工，一度因此不为孟尝君办事。

　　冯谖眼中的“车”指的当然是公车，专车。他主要是看到与自己级别差不多的人都“出有车”，而自己没有，所以才弹铗抱怨，伸手要待遇。尽管后来孟尝君满足了冯谖的条件，冯谖最后也为孟尝君办了大事，但冯谖当初“无车不办事”行为，还是为人不齿。

　　如今冯谖有了现代版。据新华社昨天报道，西部某地的一些乡镇干部反映，车改后乡镇没有公车，少数干部就不下乡了，即使领导给交办了任务，也能不下乡就不下乡。类似这种情况恐怕绝非仅出现在西部某地，仅出现在乡镇。而这些当代“冯谖”，他们原先是“出有车”的，后来车改，有了车贴，却没了车子，于是也抱怨“出无车”，懒政不办事。“冯谖们”的理由至少有两条：出门不方便，车贴不够用。

　　没有公车就真的那么不方便吗？不要说城市交通已经十分便利，连接城市之间、城市与乡镇之间的交通也早已今非昔比。可以说，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已经为所有人的出行提供了比较便捷的条件，普通百姓公交出行就能办事，公务人员“出无车”同样也应该能办事。关键在于长期以来公务出行养成了“出门就要坐公车”、“坐车就要门到门”，没了那份威风、派头，就感觉提不起精神、掉了身价。即使自己拥有私家车，车子甚至比公车还高档，可就是不愿自己开着到基层：“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群众，太没面子”。

　　车贴真的不够用吗？车改后的车贴多少是经过测算而不是随意划定的，更何况在工资中还有交通费一项。车贴怎么用才够？且不说像当年焦裕禄那样骑车下乡，车贴一定绰绰有余；即便像百姓一样计算着出行，也不会捉襟见肘。而如果还端着架子，还要维持当初的出行派头不变，明明有乡间公交不坐，非要叫出租车；明明可以步行十来分钟就能到，非要招个的士，那再多的车贴恐怕也不够用，只能抱怨“贴钱为人民服务”了。其实，对政府来说，即使车改前后公车支出无增无减，车改就失去了意义，而如果费用超过了车改前，那就走到了车改初衷的反面。

　　现代版的“冯谖”，说到底还是享乐主义作祟、革命意志衰退。党史有载，红军长征前夕，中央审计委员会在发布的报告中称：“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尽管时代在变，物质条件在变，但我们对建设廉洁政府的要求不能变。廉洁政府由大批廉洁高效的公务人员组成，如果我们无原则地“体谅”现代版的“冯谖们”，对“无车不出门”的公务人员不加惩戒，我们的车改就可能会在不断翻烧饼中折腾，势必有负群众对政府既廉洁又高效的双重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