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亚洲善待动物组织在网上发布一段视频，称在中国的安哥拉兔养殖场中，工人采用活体拔毛的方式采集兔毛。此后，多家国外知名服装品牌表示将停产安哥拉兔毛产品。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昨日表示，拔兔毛的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前较多，如今只是“个别现象”。（12月18日《新京报》）

    “个别现象”也不能放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所说的“个别现象”，是在“全国长毛兔的主要养殖区山东、浙江实地调查”后的结论，这等于坐实了视频所反映的问题是确实存在的。至于是“个别现象”而非“普遍行为”，这样的辩解说轻了是在转移话题——譬如别人说你脸脏了，你却回一句：我全身整体看还很干净，基本上是句答非所问的废话；说重了这是在包庇问题逃避责任。试问说这话的协会负责人，难道仅仅因为是“个别现象”，就可以对这种残忍熟视无睹不管不问了吗？

    质疑者说“存在问题”，辩解者称“个别现象”，这个看似滑稽的逻辑错位，暴露的恰是巨大的理念差异。从道德人性的角度来善待保护动物，必然会秉承零容忍的标准；从物欲逐利的角度去“开发利用”动物，很多问题就会被横在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乃至视而不见。而这，或许才是“活兔拔毛”难被禁止的根本原因。

    谁都知道“活兔拔毛”的残忍，那些养殖户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拔毛会刺激兔子皮肤，而后长出的毛较粗，收购价更高。”答案就在这里，这是典型的舍义取利。而兔业分会在问题被曝光后的所作所为：一边忙着盘点损失，兔毛“出口受到了影响”“订单减少了三成”，一边急切进行辩解，“个别现象”“以偏概全”“不具有代表性”，眼里同样只有一个“利”字。如此急功近利、舍义取利，最终只能是义利皆无，这道理再简单不过。

    从此前的活熊取胆、活剥狗皮，到今天的活兔拔毛，如果说那些利欲熏心的奸商当受谴责和惩处，则这些行业的自律者和监管者，更应反思和自省。（郭兵）

    再次拷问动物福利立法

    面对“活兔拔毛”的残忍，哪怕是心中“兽道”观念早已经淡化的国人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为了经济利益，人类对动物的虐待已经到了让人发指的地步。尤其是事后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给出的只是“个别现象”的辩解更是让公众的愤怒进一步膨胀。

    什么时候进行的调查？调查者是谁？公正性是否能得到公众的认可？“个别”的比例是多少，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还是万分之一？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是否有完善的惩罚措施对这样的行为进行处罚？“拔毛会刺激兔子皮肤，而后长出的毛较粗，收购价更高。”说白了，养殖户之所以如此粗暴还是追逐利益的贪婪所致，但不知，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又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避免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

    这些问题，恐怕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很难给出一个让公众满意的答案，而一个更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是，我们再一次发现，对于这样残忍地虐待动物的行为，除了国外市场对我们兔毛产品说“不”，我们能拿出的最有力的惩罚就是网友的口水与板砖。从某种程度上说，与其说是“活兔拔毛”戳中了监管的漏洞，不如说是再一次揭开了动物福利立法缺失的伤疤。

    反虐待动物在我国法律中还是一片空白，从“活熊取胆”到“活鹿喝血”再到现在的“活兔拔毛”，每一个以虐待动物被标志的事件背后都伴随着加快动物福利立法的呼吁，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依然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而反虐待动物立法是国际动物保护立法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出台了反虐待动物法案。早在2010年，我国就有了《反动物虐待法》专家建议稿，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也未进入立法程序，反倒是近年来的虐待动物行为愈演愈烈。

    仅靠道德上的谴责与约束，难以遏制人类在利益面前的贪欲。“活兔拔毛”的出现无疑再一次以一种血淋淋的现实提醒我们加快进行动物福利立法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相较于批判“活兔拔毛”行为，相较于中国畜牧业协会兔业分会表现出应有的负责任态度作出更明确的解释，让立法机构尽快把动物福利立法提上日程才更加关键。（温国鹏）

    关心兔子也应理性而为

    当一只被拔毛的兔子，成为公共议题中的主角，基于感情之上的道德认知与判断，就要相当谨慎而谦抑：一是因为这兔子不是伴侣动物，经济学而言，属于生产对象或生产工具，你不能把对自家猫狗的感情，平行迁移到产毛兔子的身上；二是回到物权法的范畴，任何讨论都要遵循一个理性前提，兔子再好再可爱，终归是人家的“东西”。

    亚洲善待动物组织提出的还是一个动物保护与福利的常规话题。在全球经贸领域，这甚至已经成为一道现实的贸易保护壁垒。见到兔子遭罪，有人说暴戾、有人骂报应，但面对“中国安哥拉兔毛的产量占世界约九成”的现实，还是提请“板砖专业户”注意一个前提：讨论兔子种种，需要一个“度”——这个“度”，就是人的权益永远大于、优先于动物保护。如果人都没饭吃了，保护兔子安逸自由，岂非令人瞠目？

    可是，我们为什么还是要关心一只被拔毛的兔子呢？说到底，因为人类文明是个爱屋及乌的事情。我们吁求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温情，于是也希望这种情感能共振于动物身上，彰显人性大美、熨帖自然之道。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说：“对于人性，道德上的真正考验，根本性的考验，在于如何对待那些需要他怜悯的动物。”这话如果翻译得更有逻辑性一些，就是“待禽兽以人道，就断不至于待人以兽道；肯施恩于弱势，就断不至于失恩于强势”的推理。说得再实在一些，其实我们关心的未必当真是一只兔子的具体生死或冷暖，而是借助兔子这张“试纸”，在测试这个社会人心的底线。若对生命缺乏信仰、对痛苦缺乏同情，公序良俗之上，还能指望开出怎样的花儿呢？

    这些年，中国也不是没有想方设法去保护动物。早在2004年，一座重达16吨的慰灵碑落户武汉大学实验动物中心。这是我国最大的实验动物“慰灵碑”，旨在纪念在抗非典疫苗和药物实验中为人类健康献身的38只恒河猴。此后，2010年见诸报端的《反虐待动物法》专家意见稿甚至拟规定，违法食用犬、猫或者销售犬、猫肉，将对个人处5000元以下罚款并处15日以下拘留，并责令具结悔过。只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动物福利或动物保护也是一个道理。历史一再证明：任何超前的、野蛮的保护，不过是对具体公民权益的戕害与剥夺。“高速劫狗”的闹剧，还不能说明道理吗？

    怎么去关心那些被拔毛的兔子？这不是一道抒情题，需要理性作答，更要分清轻重缓急。（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