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身份会对同一个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各有优势。作为一个本土作家，他本身生长在这里，不管他怎么写，都是这个地域文化的自然的结果。只要把自身的文学规律把握好，地域特色自然就出来，所以你感觉到有一种源源不断的东西，你是在一个源头里面写东西。这是作为本土作家的优势。

　　非本土作家也有一种优势，是本土作家不具备的，就是陌生化的眼光，他的发现能力是本土作家取代不了的。因为本土作家对有些东西已经是习而不察，对很多重要的东西有一种迟钝感，这是他的弱点。而这些东西恰恰是外来人陌生化的眼光一下子能够捕捉到的。比如我写西藏的小说《天藏》。我年轻时从北京到了西藏，等于是西藏的外来者、写作者、观察者。西藏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地域，文化、历史、风貌，我都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那种新鲜感对我形成的刺激非常强烈，强烈程度是他们本土人所没有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规律，叫做“陌生化”，把一个熟悉的东西写出来，你要把它陌生化，如果你写的没有陌生感，大家都认为你看到和我看到的没什么区别，所以意思不大，大家希望你在熟悉的东西里面发现陌生的东西，所以这个陌生化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写了《天藏》之后也赢得西藏本土作家的认同，他们觉得我所具有的一些陌生化的东西是他们身上没有的，扎西达娃看到我写完之后非常惊讶，他说这是我梦想写的东西怎么让你写出来了。其实文化就是这样，有时候就是需要不同的文化身份去反映一个事物不同的方面，去挖掘它，各有所长。这方面本土的作家应该向外来的作家学习，作为一个本土作家需要用外来的目光审视自己。

　　我的《北京：城与年》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合作者陈惜惜女士，她是新加坡的纪录片导演，也是摄影师。她来北京，每天上下班都在拍摄北京，每天都觉得北京有新鲜感。她这种高度的新鲜感也唤醒了我很多我熟悉的东西，同时通过她的目光我又获得了某种陌生感。所以我用了她的照片。她的那种陌生感和我在写这本书里那种自在的、天然的、源源不断的对北京的感觉，正好构成一种张力。我也拍过很多胡同的照片，但我发现我的照片和我的文字有一种同构的东西，这种同构性使这部作品本身带有一种封闭性。当我看到陈惜惜的照片时非常惊讶，我觉得她的照片使我的文字又敞开了一个很大的不同的空间，形成了一种印证，是一种双重的目光，或者说是双重的文化。所以在这本书中从写作身份来讲是两种写作身份的融合，两种目光的交织，构成本书一个很大的特色。

　　北京人的很多精神气质，是跟历史、文化等很多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我在写《北京：城与年》时写到一个人，是从事摔跤的。摔跤来源于天桥，天桥一帮摔跤的人那时大部分是拉洋车的、蹬三轮车的，我记得我们那个胡同开了一个跤场，开始是我们自己玩儿，后来听说有一个蹬三轮的，原来在天桥摔过跤，我们头儿去请他到我们摔跤现场，他已经五十多岁，每天蹬平板车，但是你看到他的精气神和普通的蹬三轮的大不一样。他教我们摔跤，我跟他两个肩膀一搭的时候，觉得他身上就跟生铁一样，那种硬朗不是一般蹬三轮的能具有的，他有一种功夫，有一种文化，而且他的那个眼神、那个气质非常从容、淡定，有内涵，而这恰恰是北京人的一个代表。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个状元是这个行业里面的范儿。所以我写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和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门类最核心的东西是一致的，他的境界已经达到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写北京是要写出北京的人，写出北京的人要写出北京人的精气神，写出它的文化来，就是背后的东西。看起来非常日常的东西实际上有一个精神的链条，有一种文化必须得接续下来，也就是这种情调、这种范儿必须接续下来。

　　所以我觉得无论器物也好，风俗也好，景观也好，建筑也好，最终是落实到人的身上，文学作品要把这种东西给表达出来。

　　（本文选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举办的作家对谈：老北京·城市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