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雷雨》公益场演出遭遇哄笑事件引起关注。有人批评现在的年轻人缺乏深沉的情感和历史感，也有人批评北京人艺演出僵化、脱离时代。话剧界的一桩“小事”，因为人艺、《雷雨》等品牌效应的放大，产生了不小的辐射。（相关报道见本报7月31日5版）

　　笔者最早对观众哄笑印象深刻的，还是在南京上学时候看查明哲导演的《纪念碑》。故事讲的是二战中一个士兵奸杀了许多少女，多年后其中一个被害少女的母亲找到这个士兵，要他赎罪。在布局的高潮处，这个母亲带士兵去掘少女的坟墓，逼他把死去的女人的尸体都抬出来。这时，士兵从布景的洞穴里拖出十几具女尸，它们显然都是商店里那种塑料模特。他费劲地拖了很长时间，模特原形毕露，观众全都笑了。

　　难道我们应该责备观众，这么严肃的故事还笑得出来吗？笑是最自然的。之所以哄笑，必然是因为被什么东西挡在了戏外。黑格尔在《美学》中讲，任何一个本质与现象的对比、目的与手段的对比，如果显出矛盾或不相称，就可以成为可笑的。当哄笑的情形出现，我们发现这种对比发生在了舞台创作者身上，他要实现的目的和所用的手段，显出了矛盾或不相称。譬如《雷雨》，创作者想让观众认为舞台上发生的是真实的生活，而观众之所以因为四凤的动作或语气笑了，因为周萍或周冲的台词笑了，是因为他们感到，真实的生活不是这样的。创作者在这一刻、在观众面前失败了。

　　导演林兆华在一次访谈中说，只有一个《茶馆》是戏剧的耻辱。这恐怕也可以用于《雷雨》。德国绍宾纳剧院的剧目《朱莉小姐》今年来京演出，其剧院经理发现《茶馆》50多年来只有一个版本，感到震惊。他表示，德国每年也排很多经典剧作，但都是新的演绎。这带来一种启示：戏剧艺术的鲜活正体现在用创造的变化与世界的变化发生共振，我们之所以创作，是要表达对于当代生活的体验。经典作品中的文学性仍然存在，我们今天排演它，就是要表达当代的东西，因而需要不断有新的当代的阐释。

　　要知道，并不是只有艺术家是创造者。每个人在表达自己、展现自己的时候，都进行着某种创造。而在网络时代，这种创造变得频繁而显性。我们的词语变化得很快，语言无时无刻不在被创造着，那些PS的贴图、简易动画图像被创造着，而更加体现公众创造力的是看待和参与到事务中的方式。艺术家创造的活跃度只有高于公众，才能构成吸引力。

　　艺术创造和欣赏带来一种竞争性。在艺术发生的场中，观赏者和创作者进行着智能的竞赛。黑格尔说：“人们笑最枯燥无聊的事物，往往也笑最重要最有深刻意义的事物，如果其中露出与人们的习惯和常识相矛盾的那种毫无意义的方面，笑就是一种自矜聪明的表现，标志着笑的人够聪明。”我们的社会对笑一直有些不公正地看待，认为不应该去嘲弄严肃的事物。然而一切真实存在的都是生机勃勃、瞬息变化的，什么东西一旦严肃，就有刻板、脱离真实的危险，因而笑就是一种来自公众的提醒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