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仅关乎这些学生个人，还牵涉他们的家庭及其所辐射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而影响整个族群的教育生态和未来风貌。随迁子女的教育，将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逐步成为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社会问题。

　　随迁子女的大量涌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步，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人民群众的自由迁徙权。有没有自由迁徙权反映了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国家正在大力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就是要逐步落实人民群众的这一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迁徙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原因也是多种多样：因为异地求学、就业而离开故土，因为气候、文化不适而远走他乡，因为赡养老人、抚养孩子而选择了新的栖居地，甚至只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而背井离乡……将来一生都只守在一个地方的人，可能会成为少数甚至极少数，那时随迁子女就是普遍现象。今天我们关注和忧虑的相对弱势和困难的随迁子女教育，将来会是教育的常态。

　　但在今天，随迁子女教育的特殊性及其仍面临的一些困难，来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殊性。这应该是暂时的、可以逐步消解的。由于城乡教育的客观差距，以及“家长的陪伴就是孩子最好的教育”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进城父母，选择把孩子带在身边接受基础教育。比如某省有500万人常年在外居住，这500万人多是盛年劳动力，正处于生育年龄段。如果按两人有一个孩子计算，该省“父母双空”儿童应该有250万，但实际只有100多万。那么剩下的100多万去哪里了？他们多数是跟父母在一起。把孩子带在身边接受教育是好事，是家长教育素养提高的表现。但问题是，当前群众的迁徙基本按市场规律展开，涌向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城镇；而教育资源的配置却仍沿用计划经济的套路，按户籍人口规划配备。原本就没有为非本地人口预置资源，哪里有学位接受计划之外的随迁子女？还有一些地方不重视教育，连本地人口的教育资源都难以足额提供，遑论接纳没有计划、蜂拥而至的随迁子女。城镇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口聚集效应而产生的教育需求，与基于地方户籍人口规模而配置的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教育生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认识到，随迁子女教育问题能否解决好，将直接影响城镇化进程的成败。城镇化是大势所趋，但随着其深入推进，人们发现教育与城镇化已经互为动力且“难解难分”了：进城是为了挣钱供孩子读书；或者是因为孩子在城里读书，进城来陪读；抑或是孩子定居城里，进城来陪孙辈读书。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孩子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哪里有优质教育，人口就往哪里聚集；哪里有人口聚集，哪里就有城镇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城镇化就是教育资源优质化。如果城镇化没有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来配套，这个城镇化肯定走不远。越是城镇化，随迁子女越多，大班额现象就越严重。如果教育不马上跟上，随迁子女不能接受优质教育，城镇化就有落空的危险。

　　所以，要重视随迁子女教育的改善，为此进行综合治理。城乡二元结构导致了教育资源两极分化，城里的“超级校”“名门校”越办越多，而农村教育日渐凋敝，“空心化”现象日渐严重。教育问题从来都不单单是自身的问题，很多问题都不是教育部门想改就能改得了的，随迁子女教育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学校的建设、教师的配备以及教育的投入，如何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教育优质资源的配置，怎么既秉持教育规律又与市场机制配套，才能服务和支撑城镇化推进战略？这就需要在党委政府的统筹指挥下，协调规划、人口、城建等诸部门做好这篇大文章。

　　随迁子女的教育涉及方方面面，是民族的事情、国家的事情、社会的事情。虽然复杂，但仍是发展中的问题，必将在发展中得到解决。

　　（作者系国家督学、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