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是华东理工大学研二的学生，5天前，他在上海一家工厂的爆炸事故中不幸遇难，此次事故共造成3人死亡。记者调查发现，李鹏的导师张建雨持有事发工厂的股份。李鹏家人及同学介绍，张建雨在上海、浙江等地投资有多家工厂，之前，他曾多次安排学生在这些工厂进行商业研究或实习。李鹏的家人及同学质疑，张建雨涉嫌安排李鹏进行中试放大实验，这或是导致事发的原因。（《新京报》5月29日）

　　一桩“人命官司”，扯出了导师导师参股工厂的内幕，也让导师成“老板”的顽疾，再度引发舆论的关注。在我国高校，研究生把自己的导师称为“老板”，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2013年2 月下旬，北京大学研究生杨恒明因抵制“科研苦力”而发声明的事件引起网络热议；而早在 2004年，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一位66岁的博导遭到9名研究生的“罢黜”。如此培养方式，也让中国科研前景令人忧虑。

　　尽管研究生成导师的廉价劳动力久为公众诟病，“罢黜”行为也零星出现过，然而对整体格局似乎并无影响，此次华东理工研二学生命丧导师参股工厂，说明导师老板化、学术利益化和学生被盘剥的状况，并未改善反倒日趋严重，纯粹的劳动剥削已让人难以容忍，若连命都搭上，更是让人无比愤怒。一方面，导师已不再局限于争取科研项目，并让所带研究生来完成，或者是让其从事其他琐碎重复劳动，而已入股并企业化成为事实上的老板；另一方面，学生被盘剥的除了劳力，以及从事“大量不带思考创新内容”，同时还可能因为违规操作行为，而面临健康与生命上的安全，权利弱势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之所以如此，还在于导师遴选制度、管理机制出现了问题，使得纯粹的学术行为，变成了赤裸裸的商业利益操控。虽然在不少欧美国家的高校，导师也可以雇佣学生做项目，但彼此之间是平等的合作关系，而不是导师占据绝对主导的人身依附关系——导师具有绝对的支配权，而学生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更重要的是，彼此的合作是基于双方自愿，同时以“不影响学生学业”作为基本前提。

　　因而，要消除这一乱象就必须对症下药，总的说来，一是要改革既有的导师遴选制度，由行政主导型向双向选择型转变，导师有指导学生的权利，而学生也有选择导师的自由。一旦某个导师的行为，不符合相应的学术规范，那么学生可以申请调整。二是要改变对导师的评价制度。为此要增加学生的话语权和考核权，并将学生的评价作为对导师考核的依据。若某个导师口碑不好，或者是难以招到学生，那么其就失去了应有的资格，那怕其资格再老、学术权威再高，也应受到约束。同时，按照学术问题学术办的原则，对导师的教学时间安排、导致的指导效果都要进行评估和考核，将导师的行为纳入制度的管控之中。

　　当然最重要之处，还在于对师德的约束和控制，并围绕此目的建立一套成熟的制度体系。比如按照制度规定，“教师不允许在校外企业进行实质性兼职，个人也不能作为法人开办公司”，然而这一原则在“违规实验”事件中，并没有得到执行，说明在导师的管理上出现了问题，因而以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为内容的管理机制，就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再辅以对项目经费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其绩效的审计和评估，以此扭转“项目经费套取”的乱局，多管齐下之下，导师老板化的暗疮才会得到有效治理，学生权利得到了尊重与保护， “被伤害”的隐患也可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