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某企业在东京闹市投放户外广告，称武汉为世界樱花之乡，并邀街头过客到武大赏樱。武汉大学校史研究专家吴骁对此撰文痛批：商贾不知亡国恨！他说：在武大校园各处所看到的那些最具观赏价值的五枚花瓣的粉白色樱花，实际上都是1939年由侵华日军所种下的那第一批“日本樱花”的后代。（3月21日光明网）

　　在这篇讨伐檄文中，吴骁先生的重点，显然不是在于批评“广告本身的低级错误与严重失实”，而是在于那片樱花林中弥漫的“商贾不知亡国恨”。根据吴先生的逻辑，武大樱花最早是由罪恶滔天的侵华日军所引进，沾满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的鲜血，其所承载着的乃是一段不可磨灭的屈辱的国耻记忆，实在不宜毫无顾忌地轻易拿出来在昔日的侵略者面前大加宣扬。

　　历史当然是需要去铭记的，更何况是那样的一段国难史，而由樱花及至国耻，似乎也能找到“历史物化”的逻辑。只是，当我们在樱花与国耻之间勾连起历史的意味时，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情绪渲染呢？或者，进一步来说，在厚重的历史面前，一片樱花林能否承载起亡国恨的抒情呢？

　　因为是侵华日军种下的，所以樱花林就沾满了鲜血？所以就承载着国耻记忆？这是否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简答粗暴呢——那些年的“反日游行”，变成了对日本产品的集体说不，甚至是打砸烧抢，个中的荒唐与野蛮，已无需赘言。

　　当我们不断强调对历史的铭记时，显然不是构建简单粗暴的情绪沸腾，历史的意义在于理解，在时间中完成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而理解的抵达，是需要情感上的付出，这里的情感，不是毫无理性的滥情，更不是罔顾事实的煽情，而是基于对人灵性的尊重。当然，必须厘清的是，这里的理解，与我们生活中通常所说的不同，生活中的理解，往往所要抵达的是情感上的谅解，正如学者宋石男所言，在历史中，理解与原谅没有必然联系。

　　回到这事来说，我们虽然无从知道当年的侵华日军在武汉大学种下这篇樱花林，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初衷，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对此做一番基于人性的理解，而这同样不妨碍我们对他们侵华事实的不可原谅。换句话说，当年的侵华日军种下这片樱花林时，可能并不是要用其沾满中国人的鲜血，也不是以此在侵华史中添上一笔属于中国人的“国耻”。

　　据说在历史因果关系的寻求中，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谬误——从今日出发，去倒推历史的逻辑。而这里的今日出发，在大多数时候，只是个人的历史理解，或者说，只是在按照自己所认为的想象，去“倒推历史”，任由情绪去绑架历史真相，这恐怕不是对历史应有的态度。

　　当然，并不是就此要去抹掉武大樱花林的历史性存在，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片樱花林时，并且表达出现实的自豪与昂扬时，真正需要恪守的历史态度，应该是尊重历史的原貌，还原当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让所有的来者，在时空中完成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依然要再次强调，这里的理解与我们生活所说的理解，是不同的。

　　如前所述，历史的意义，最终落脚于对自己和他人的理解。对樱花林，无论是愤懑不堪，还是激奋昂扬，都是对自己、对他人的判断，恐怕难以承载起亡国恨的集体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