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民政部发布的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我国高校吸收社会捐赠总额在1997年仅约为6亿元，到2014年已达399.45亿元。我国高校社会捐赠存在地区差距大的问题。处于东部地区的高校获得社会捐赠的机会多、金额大。中央直属高校接受的捐赠明显比地方高校收入多、来源广。越知名的大学，获得的捐款越多。总的来看，教育捐赠与学校声誉、办学质量、对校友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和社会各界的关系呈正相关。

　　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马太效应”，会制造贫富差距，从公平角度而言，是不好的。然而，高校吸收社会捐赠存在“马太效应”，却是很正常的——越是办学质量高、声誉好的大学，越容易获得来自社会的捐赠——搞好高校社会捐赠工作，必须对这种“马太效应”有清晰的认识，以此建立、完善社会捐赠机制。

　　哈佛大学是累计接受社会捐赠最多的大学。截至2015年，哈佛大学捐赠总额大约为364亿美元。但是，捐赠者还是十分青睐不缺钱的哈佛大学，纷纷把钱捐给哈佛。这似乎和“慈善”扶持弱者不相符：既然哈佛已经那么有钱了，其他学校比哈佛钱少得多等着用钱，应该把钱捐给更需要的学校，发挥更大的效益。可这却不符合捐赠逻辑。哈佛获得社会捐赠多，一是因为学校培养的杰出人才多，校友给母校捐赠多，去年，哈佛大学收到了建校379年以来最大的一笔捐款——4亿美元，捐赠者是哈佛校友、Paulson&Co的总裁约翰·保尔森。据统计，哈佛大学的校友捐赠率（捐赠校友占所有毕业校友的比例）达到48%.二是学校的社会形象好，捐赠机制完善，捐赠者相信，把钱捐赠给学校后，能全部用到办学中，而不是被挥霍、侵占、浪费。

　　我国高校累计的社会捐赠还不如一个哈佛大学多，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首先，我国高校对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在学生求学期间，没有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回报。在学生毕业之后，很少跟踪、关注、支持毕业校友的事业发展，结果导致只有少数功成名就的校友捐赠母校，大多数校友对母校没有深厚的情感，校友捐赠率很低。我国知名高校的捐赠，大多靠个别校友的大笔捐赠支撑。校友捐赠率是美国衡量大学办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校友捐赠率高，意味着学校重视人才培养，毕业校友获得事业成功的比例高，对母校有感恩情怀。高的人才培养质量，会带来高的校友捐赠，而高的校友捐赠，又会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是校友捐赠最突出的“马太效应”。

　　其次，我国高校在接受社会捐赠、使用社会捐赠过程中，没有完善的机制。经常发生的问题是，在接受社会捐赠时，校方如果回报给捐赠者冠名权，诸如给学院或者教学楼冠名，会引发社会舆论争议，甚至有社会舆论称公办大学已有财政拨款，不需要什么捐赠，这让捐赠者不快；在接受捐赠后，捐赠者以何种方式参与办学、监督捐赠资金使用，捐赠资金怎样公开、透明地使用在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中，也不清晰，这种捐赠、使用状况，令后来捐赠者望而生畏。相比而言，美国高校则有完善的捐赠体系，对于接受捐赠、回报捐赠者、使用捐赠资金等事务，会通过学校的理事会，在听取师生意见基础上做出决策，这减少了捐赠冠名的争议，保障捐赠者的权利，同时把捐赠资金用到办学之中。

　　面对这样的令人放心的捐赠体系，捐赠者当然更乐于捐赠，谁愿意因捐赠而惹出一大堆不必要的争议、纠纷来呢？谁愿意把钱捐赠给自身财务都不透明、不公开的学校呢？良好的捐赠机制，促进社会捐赠工作，这是高校吸收社会捐赠的又一“马太效应”。从本质上说，良好的捐赠机制，其实是学校良好的内部治理的一部分。

　　我国内地富豪曾大手笔捐赠海外高校，舆论就曾用国外大学已经不缺钱，而国内高校却很缺钱进行质疑，这种质疑就忽视了高校吸收社会捐赠的“马太效应”。越是办学差的学校，越难获得捐赠，这就提醒学校，只有办学获得认可，才能拓宽社会捐赠渠道。为此，我国高校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认真重视人才培养，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才、发展，以及完善包括捐赠机制在内的学校管理体系，以此形成一流大学，一流社会捐赠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