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一年的科技成就无疑让人欣喜：国产大飞机总装下线，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升空，万米级无人潜水器海试归来……更有屠呦呦捧获诺奖，研究赢得世界尊重。

　　成就值得肯定，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些戳中“痛点”的批评：成果数量多但总体质量不高；基础研究突破少，鲜有引领性研究，更提不出原创性科学思想。

　　正视追问，我们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源头。科学作为一种创造性的人类活动，其核心在于思维方式、理念方法，即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源于古希腊，其特点是：超越实用性和功利性，只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知识的确定性问题。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对经验、技艺和科学做了区分。他认为，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技艺高于经验，但还不是最高的“知”，“科学”才是最高的“知”。因为它不是以消磨时间、获得利益为目的——追求“科学”就是求知本身，而不为其他目的。

　　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正是重新发现并继续发扬这一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传统，探索未知、解释自然，催生了物理、生物、化学等近代自然科学，引领数百年科学风潮。

　　我国古代也发展了一套处理人与自然、治国安邦的智慧，但不得不承认我们思维中向来缺失超脱的求知精神。我国古代的科技，正如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是经验科学而非实验科学。

　　科学当然有实用价值，但不应当过分强调它的功利性。纵观科学历程，影响深远的发现，通常没有功利的目的做指导。从牛顿、莱布尼茨到爱因斯坦，真正出类拔萃的科学家，献身科学也都源于对未知世界的向往。技术进步等实用价值是科学活动的结果，是在追求科学的过程中自然产生，而不应当成为科学的出发点和目的。

　　反思当下，虽然有一部分人在书斋、在实验室，恪守求知态度，真诚地研究着科学问题，但多数科研活动功利导向鲜明，这或许并非坏事，但假如科研成为一种任务，求知精神必然受损。

　　当前我国科学发展还不尽如人意，或许并不是投入的钱不够，也不全怪评价体系走偏了，根本在于科学精神的缺位。

　　我们如今身处物质丰富、科技昌明的时代，和以往相比，我们应当更有闲暇也更有条件来探索世界，追求科学，获得最高的“知”。可实际中，更多的是“算计利害”而非“不计利害”，科学精神不仅没被继承反倒遇到严峻的生存危机。这才是这个时代科学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