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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某高校某学院为期一周的查课督课结果公布,有多达46人缺勤或迟到,学院对这些学生进行了违纪处分。教育性质的处分无可厚非,但此现象却让我有一点话想说。
上面所述现象实在只是冰山一角,让大学课堂“尴尬”的也绝不只是如此一种,诸如迟到、逃课、沉默、低头族等只是学生的家常便饭。对于此,也有教授出招的,有师生双方签课堂协议的,有迟到的学生唱歌的,也有上课前收缴手机的,更有花费心思出狠招点名的……可结果呢,似乎并不尽人意。
当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变成甲方和乙方,当课堂的推进需要协议的辅助,当要以惩罚的方式来杜绝迟到,当大学课堂变成了“一言堂”,当本就不多的学生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当这样的课堂景象真实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我只好由惊而闻,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看似教授们的“手段”合乎情理,可是这种合乎情理的背后反映的却是另一种“违背常理”:学生听讲,老师授课,这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在这属于老师更属于学生的大学课堂,我没有看到求知的渴望和大胆的争鸣,我看到的是无数以“学渣”自居的青年在发呆、沉默或逃离,“低头族”不在少数,沉默的亦不在少数,又是谁让大学课堂如此“尴尬”?
他们固然有一千个逃离课堂的理由:“老师讲得没魅力、语言没节奏、就像催眠曲”,“课程太简单,又或者太死板,无聊至极”,“怪天气,非热即冷”,“考驾照、搞活动”……总之,他们总能为自己的某次刻意的逃离找到一千个深思熟虑的“理由”,他们从来只觉得是外在因素的不好,而从没有为自己的身份反省或是愧疚,他们让这一切都变得心安理得,并且逐步上瘾,它当然也极具“传染性”,周围的人结成阵营制造着“尴尬”,或许还会在心理暗自鄙视那些“假装正经”听课的人,他们以自己为荣,对自己的“大胆”洋洋得意。
时间久了,习惯便成了自然,也就没什么愧疚的了,也不乏内心挣扎的人,细数着心里的不安,要么彻底悔改,要么及时悔改日后再犯,要么索性就让惰性俘虏了自己,边悔改边沉迷,只不过添了许多煎熬和折磨罢了。我们总是惯性的用“大学是自由的”来安慰自己——谁的大学没有逃过几节课啊,可是分享自己逃过课的人后来一般都是小有成就的,而我们呢,日后讲起未必就和成功的人一样。所以,这种安慰和暗示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种自由既可以成就一个人,自然也可以毁掉一个人,而往往毁掉的总比成就的多得多。
还有一种大概就是“犬儒主义”吧,一种带着厌倦情绪的负面态度,对于他人行为的动机与诚信都采取一种不信任的态度,比如对老师的课就毫无兴趣,也不关心,我们关心的只是期末能否过关,学分能否拿到,就像做买卖一样,因为我们已经预设并默认老师一定讲的不好,然后干着与课堂毫不相干的事。而对于这一切,教授们还不能过多地加以管制,只能默默地自说自话,不然容易得罪人——学生是容易被冒犯的,一旦你指出的问题异于学生的那一千个理由,就会让学生心里不满。
犹记得大一时某个老师说过:“现在的教授越来越没有知识分子的“骨气”要是换做以前,遇上听课的人少时,教授是会拍案而去的,不像现在,全成了迁就。”那么,问题来了,究竟该怎么办呢?不管我们是否情愿,我们都该在疑难重重中作出选择了。认真听课,这个可以有;教授,也还是要相信的,只要你信,干货总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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