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深入到中国西部农业县芥县最为偏远的一所农村学校“云乡学校”，进行三个月的驻村研究和后续跟踪。其研究发现，这些学校里面，学生们普遍存在着“反学校”文化。乡间少年对底层学校中的教师，更多的是“瞧不起”；以递纸条、走神、睡觉等方式对抗课堂教学的少年越来越多；他们反抗学校制定的时间制度以及摄像头管控。（8月17日《中国青年报》）

　　此一研究项目，以社会学的学科模型与叙事框架，对农村底层孩子的学校文化，进行了卓有创意的概括和赋义。高度抽象化的现象归纳，加之具象化的实例支撑，使得这篇学术文章极具现实感染力。当然了，乡村教育一贯错综复杂，任何“以之为题”的观念阐述，通常都不是终极的答案，而旨在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而已。这意味着，关于底层孩子的“反学校”文化一说，也许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但，这一个案性的结论，仍然值得全社会去正视。

　　所谓“反学校”文化，其实很容易理解。这一方面意味着，反抗传统的师生结构，以及由此衍生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反抗学校的教化功能，挑战官方苦心“兜售”的价值秩序……无论是蔑视老师，捣乱课堂，还是挑衅作息表和摄像头，乡村少年这一系列的行为，所传递的既是对教育“过程”的否定，也是对教育“意义”的否定——至少在某些农村学校，那套由来已久的管制方法与价值说教，几乎彻底失效。

　　事实上，“反学校”文化的存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那个越发流行的说法，也即“农村子弟已不再信仰读书改变命运”。现实果真如此吗？诸如云乡学校一类的情况，也许确实能支持该结论；然而，同时应该看到的是，很多农村学校仍是“应试教育重灾区”，那里的学生以“玩命学习”的姿态，一次次取得了极佳的考试成绩！两相比照，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农村教育，同样有着鲜明的地域差异。云乡学校式的沉沦，或许并非大势使然，而更多还得寻找自身的原因。

　　云乡学校的特殊性在于，其一贯偏低的升学率，导致学生早早觉得“升学无望”。于是，他们便自我放弃、虚耗时间，从而果真到最后“无法升学”。可以说，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也是一个自我实现的不幸预言。令人遗憾的是，这一现象在不少乡村学校均有存在。堪忧的教学质量，有限的升学机会，动摇了乡间少年“安心读书”的信心。这之后，他们变得焦躁冲动，习惯游戏人生，并通过挑衅正统秩序来宣泄自身的愤懑与绝望。

　　乡村少年的“反学校”文化，根源还在于，学校生活未能成为一种有竞争力的人生选择！而要改变这种尴尬的状态，无疑需要那些更为实际、具体的努力。比如说，教育资源的分配，更多向农村倾斜；从教育科学的角度，重新寻找农村教学的方法论。而除此以外，我们同样有义务提供，有别于传统“升学进城”模式的替代性方案，来给农村孩子提供多元的、开放的机会通道。（然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