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非西方力量的崛起，国际体系正超越西方主导的地域局限和观念形态，开始具有了全球格局和更强烈的人类共同体意识。国际体系的嬗变也逐渐摆脱殖民—战争—革命的循环，开始从合作—改革—竞争中获取动力，相应的新规则正从旧秩序中破茧而出。国际体系变化的大势难以逆转，尽管前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但一个更加均衡、民主与和平的国际体系值得人类社会为之付出巨大努力。

　从“欧洲秩序”到全球格局

　　从体现“欧洲秩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到欧美竞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美苏对抗的雅尔塔体系，曾引领现代工业革命浪潮并因此牢牢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一直拥有对国际体系绝对的塑造力和话语权。因此从17世纪到冷战结束后的国际体系变化，都被打上了明确的欧洲或西方印迹。

　　在这一话语体系下，以欧洲三十年战争为结果，宗教与封建世俗之间的斗争孕育出以民族国家为主角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进一步演化为以确保欧洲封建统治秩序、阻止资产阶级革命为使命的维也纳体系。民族国家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随着殖民主义的兴起，世界上大部分地区都被纳入了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但建立在势力均衡和同盟关系基础之上的欧洲式民族国家体系，难以避免由于国家间相对实力变化带来的冲击，很快就将世界带入两次大战的灾难之中。

　　作为战争结果的冷战及其两极体系，尽管已超越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地理范围，建立起联合国这样具有全球治理理想的国际机制，但其观念形态仍然是欧洲式的势力均衡和同盟关系原则，并且用意识形态分歧在东—西方之间硬生生筑起一道坚硬的铁幕。

　　冷战结束后至今，全球化带来的政治和解、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和人员流动，不仅将全球纳入新的体系整合阶段，更从观念形态上开启了终结“欧洲秩序”的进程。诸多在民族国家演变进程上与欧洲体系并不同步的新兴力量逐步崛起，在依靠实力跻身国际舞台前列的同时，也开始展现出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经验意识，今天的国际体系变化才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的地理意涵和超越西方经验基础的观念形态。

　　更重要的是，超越西方的全球格局不是在权力转移的狭隘视野下上演一出“东风压倒西风”的权力游戏，东西方之间的差异和竞争或许还将长期存在，但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为最终消除这道壁垒和界限提供条件并积蓄能量了。

从战争+革命到合作与改革

　　促使欧洲—西方式国际体系形成和演变的动力是战争与革命。无论是伴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出现的世俗化进程，反映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维也纳体系，还是资本主义最终得以确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雅尔塔体系，推动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力都源于战争和革命。

　　但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意识的进步，战争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和体系革命带来的巨大颠覆性，使人类社会越来越难以负担国际体系变化的高昂成本和惨重代价。同时，通过经济合作而不是战争能够更好地获取和利用资源、通过渐进改革而不是革命能够更有效地避免体系变革产生的过度震荡，在成本与收益计算的理性支配下，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力逐步转向合作与竞争，进行和平变革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共识。

　　从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战争+革命模式转向和平渐进、共赢博弈的合作与改革模式，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国际体系的和平渐进变革并不排斥竞争，有序竞争可以激发体系的活力和创造性，但失控的竞争则有引发冲突和对抗的风险，因此需要为管控竞争建立有效的机制和规则。原有的单纯建立在势力均衡和同盟关系基础上的机制和规则，已难适应国际体系和平变革的需要，培育合作共赢的共同体意识和打造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应成为机制和规则的变革方向，唯此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要求。

国际体系和平变革中的中国

　　国际体系的和平变革方向决定了变革与创新是主导变化的合理和现实路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变革需要在吸取以往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推进。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催生的民族国家体系，尽管带有浓重的欧洲烙印，但其奠定的国家主权至上原则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民族觉醒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同样，维也纳体系充分体现出来的势力均衡与协调原则，对于维护体系中的大国协调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即便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也作为一种负资产，成为推进国际体系变革时必须面对的现实。

　　国际体系的全球格局不仅表现为非西方力量中心的出现，更伴随着权力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和多中心化的复杂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的确存在竞争失控并走向冲突对抗、重回欧洲式大国协调失灵困境的风险，因此需要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规范，克服由于国家实力对比变化对体系形成过度冲击的历史惯性。同时，国际社会更需警惕在国际体系变革中出现新瓶装旧酒、变换大王旗式的霸权更替，拒绝一切“修昔底德式”陷阱，共同推动国际体系变革最终走出西方式的观念形态，走上一条符合全球化多极化现实、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新路。

　　作为一个后发的文明型国家，中国置身国际体系中，但国家建构路径和发展历程又不同于欧美，其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和方式既受当前国际体系影响，也植根于数千年来自身民族交融与文明聚合的经验。因其国家规模、经济体量和文明特性，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心角色的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对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也将成为推动体系变革与创新的重要力量。

　　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能否处理好一般规律与自身特性、体系规则和自身经验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中国能否积极引导国际体系变革的考验，也将是对当前国际体系最终能否转变为全球体系并成功接纳全球化、多极化变化的考验。（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