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陆克文和吉拉德执政时期，澳大利亚曾将南海问题视作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间的纠纷，采取了相对中立、平衡的政策立场。然而近年来，随着南海矛盾与斗争日益尖锐，特别是美国开始采取“航行自由”行动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发生显著变化，其近乎失去理智的偏执行动，不仅严重侵犯中国国家利益，也将损害澳大利亚的长远利益，加深其外交政策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和业已存在的战略困境。

　　一是唯美国马首是瞻，导致对外战略失衡，极大压缩澳大利亚的战略空间。对于身处大国竞争夹缝中间的中小国家，通过平衡大国关系实现自身利益是普遍而合理的战略选择。然而，当前澳大利亚在南海政策中唯美国马首是瞻，不断挑战中国的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必然会进一步“毒化中澳关系”，破坏澳大利亚把握中美战略平衡的基础，降低其对外政策独立性。使其难以准确把握中美关系发展脉搏，做出对自己最为有利的选择。一旦中美双方竞争加剧导致关系恶化，澳将不得不经受在中美之间进行抉择的痛苦，陷入到一个更大更深的战略性困境之中。

　　二是过度介入南海地区事务，增大战略负担，拉大澳大利亚实力有限的现实与中等强国理想之间的差距。澳大利亚是一个在地理上被边缘化的西方国家，对在国际事务中被边缘的危险始终怀有深深的焦虑。长期以来，澳大利亚将中等强国作为其战略目标，希望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由于人口稀少、经济军事实力不强等因素，澳综合国力有限，在世界地缘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如果不是搭上了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很可能会沦为李光耀曾预言的“亚洲贫困的白人渣滓”。

　　尽管特恩布尔近来称“澳大利亚站起来了”，强调其国家利益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积极鼓吹“印太”概念，力图在地区安全秩序塑造过程中彰显其地位和作用。但实力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使澳大利亚对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常常陷入“徒具高尚情操，却缺乏实施途径”的窘境。当前，澳大利亚试图借助南海问题进一步显示其中等强国的作用和地位，但搅局南海一旦过火，将使其投入巨大的经济、外交和军事资源，并可能付出巨大的代价。

　　首先，澳大利亚不能天真地以为中国能容忍其既搭车又侵权的行为，在南海问题上的严重挑衅言行将不断激怒中国，促使中国对其采取强烈的反制措施，这将对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其次，澳大利亚加大在南海问题上的投入，这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其国际负担。因此，其搅局南海的做法已偏离了原有战略，加剧了其有限战略能力与错误战略预期之间的矛盾，长此以往，将透支有限国力，与中等强国的理想将渐行渐远。

　　三是扰乱南海稳定，损害地区国家长远利益，进一步加重澳大利亚困于东西方的身份纠结。冷战后，澳大利亚基廷政府提出“面向亚洲”战略，加大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融入亚洲的步伐不断加快。然而，东南亚国家对澳大利亚在该地区的角色保持警惕和谨慎态度。“9·11”事件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全球反恐政策，在印尼巴厘岛发生恐怖事件后，更是提出“先发制人”的策略，激起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强烈反对。

　　在南海问题上，东南亚国家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域外国家介入怀有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借助域外国家力量平衡中国；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域外国家力量过度存在，威胁到东盟的主导地位。当前南海局势趋于稳定。澳大利亚仍与美日一起，频频在南海问题上指手画脚，甚至在当事国已不作声的情况下屡屡挑起事端，成为南海挥之不去的“搅局者”。如果澳大利亚不能及时改弦更张，执意加深搅局南海，必将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损害南海国家长远利益，激起地区国家集体反感，也终将使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渐行渐远，在东西文化的夹缝中越陷越深，加重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身份认知的困扰和纠结。

　　四是在国际仲裁问题上对人对己双重标准，自我打脸。澳大利亚以国际规则和秩序的捍卫者自居，在南海国际仲裁问题上，完全倒向菲律宾一边。然而，澳大利亚在处理与东帝汶的海域划界争端时，却采取与此截然相反的政策立场。2002年东帝汶独立前夕，澳大利亚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发表了排除性声明，宣布不接受公约规定的海洋划界争端解决程序。2013年东帝汶要求海牙常设仲裁庭审理与澳大利亚在帝汶海的划界争端，澳大利亚表示东帝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议成立的调解委员会对此案“没有管辖权”，针对本案的任何裁决对澳大利亚来说都“没有约束力”。澳大利亚在国际仲裁问题上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双重标准，对人对己自相矛盾，使其捍卫国际规则秩序卫道士的形象彻底坍塌。

　　实际上，以“中等强国身份”为导向的澳大利亚对外战略和以“大国身份”为导向的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并不存在根本冲突。澳大利亚应当认清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深刻变化，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不能让南海问题毁了中澳两国关系的大局，也不能让南海问题成为某些国家谋取私利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工具。澳大利亚应当发挥好其在地理上连接印太两洋、文化上融合东西、国际关系中沟通中美的优势，多做有利于南海和平稳定的事，多做有利于中澳关系长远发展的事，成为维护南海乃至地区和平稳定的“合作者”，而不是“搅局者”。（作者是海军研究院建设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