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9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在安卡拉的一个艺术展开幕式上遭枪击身亡。凶手被现场击毙，事件也迅速被界定为恐怖袭击。鉴于当前俄土关系的复杂和敏感，很快有分析将此次刺杀和导致一战爆发的“萨拉热窝事件”相提并论。（相关报道见A14版）

　　单从袭击手法上看，此事件与一战前夕的斐迪南大公遇刺的确有一定相似性。不过，如果寻根探源、细加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显然比相似之处大得多。百年之后的这场刺杀，与其说预示着传统政治的回归，毋宁说揭示了当今新世界遇到的严重的新问题。大使遇难的方式虽然古老，但事件本身却集中体现了恐怖主义发展的几个新动向。

　　一是恐怖来源“去中心化”。总体而言，拉登时代的恐怖袭击绝大多数是由“基地”这样分支机构遍布全球的中心化组织策动并实施。拉登被击毙后，虽然IS代表的新型恐怖组织迅速崛起，甚至同政府军公开对峙，但IS远没有像“基地”那样建立具有全球行动力的组织体系。虽然IS总是乐于认领包括此次大使遇刺在内的案件，但这更多是一种出于扩大组织影响的事后追认。IS即便对袭击发挥了作用，从其在“主战场”外认领的多数案例看，它通常只是发挥了思想影响，而不是在行动中具体策划指挥。此次案件已披露的凶手信息表明，这是又一起典型的“非中心化”袭击。

　　二是袭击行动“独狼化”。IS的崛起代表了恐怖主义的“阵地化”发展趋势，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与其相对的袭击“分散化”进程也在同时加速。受恐怖来源“去中心化”影响，更多的袭击行动开始化整为零，不再采用大规模、有组织的团队运作，“独狼式”恐怖袭击由此成为“后拉登时代”迅速扩散的恶性肿瘤。奥巴马在拉登被击毙三个月后阐释了“独狼式”恐怖袭击的概念，并将其列为心腹大患。五年之后回首世界，奥巴马不幸言中。从创下美国枪击案中最大伤亡纪录的“奥兰多案”，到此次大使遇刺，“个体户”式的恐怖袭击早已不是偶发现象。

　　三是发动主体年轻化。这名叫麦夫柳特的作案者生于1994年，只有22岁。如果联系近年来发生的其他重要案例，这种袭击者更加年轻的现象并非孤例。比如，今年3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案中的主犯巴克拉伊兄弟分别为29岁和27岁，去年巴黎恐怖袭击案主犯萨拉姆作案时是26岁，而两次袭击中共同的“炸弹专家”纳吉姆只有24岁。有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的恐袭发动者比上个世纪大约年轻了5-10岁。

　　四是袭击者职业泛化。一线作案的恐怖分子在人们眼中的传统印象，通常来自社会的最底层，经济贫困、无正当职业，甚至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这次的凶手却是毕业于警察学校、就职于安卡拉警方的公职人员。实际上，职业泛化、阶层模糊化、来源多样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恐怖阵营的人员结构。在这次事件中，从事防暴反恐的警察自己却成为恐怖分子，更是让职业的泛化趋势突破了最后底线。这表明，恐怖主义的滋生远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复杂的政治问题。凶手通过在现场高喊“不要忘记阿勒颇”表明其对俄不久前在叙利亚军事行动的抗议；也用“我不会活着出去，在这个暴政中有份的人，个个都会付出代价”的遗言阐明了他的极端政治立场。

　　俄土关系在过去的一年中几经转折，却不太可能因此次事件再次逆转。一年前，在叙利亚执行轰炸任务的俄战机被土耳其击落，曾让两国关系陷入冰点，俄国防部甚至在随后公布了土耳其政府与IS进行石油交易的“证据”。不过，由于埃尔多安总统在土耳其未遂政变后在反恐问题上转向积极、主动向俄妥协，俄土关系有了重大改善。事件发生后，两国总统均强调不让破坏俄土关系的图谋得逞。

　　这表明，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和民族矛盾虽然依旧错综复杂，但理性政治毕竟已经成为主流，无论是“新冷战”回归的危险还是“反体制”运动的兴起，都不太可能让世界政治回到百年以前。将大使遇刺同萨拉热窝事件相比并无必要，人们更应该警惕的是事件背后恐怖袭击的深层根源及其代表的政治极端化新趋势。